泰戈尔在诗歌、体裁、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能够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体裁上把现实题材处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体裁处理为具有现实成分；体裁上，诗人创造出“故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还致力于创造自由体诗。
泰戈尔善于学习和运用人民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在创作方法上，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是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成分较重，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较多。
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来自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身份。
如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单一呈现，或揉合纷杂，往往被塑造成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美满爱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
其创作多取材于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封建制度、愚昧落后思想的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描绘出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印度社会的变化及新一代的觉醒，同时也记载着他个人的精神探索历程。
扩展资料：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1941年），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英国政治家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评）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周恩来评）
“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蒋介石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泰戈尔
诗人擅长把主观情愫贯注于具象，形成别具情味的意象。如《吉檀迦利》第一首“你一再倒空我的心杯，又一再斟满崭新的生命”。心杯的意象是用印度传统美学的模具铸造出来的，形象地诠释了心灵和生命的内在联系。《渡口集》第6首中，“爱的电光”这个意象，彰显爱的巨大功能，体现诗人以爱改造世界、完美世界的人生追求。
象征手法是泰戈尔英译本的艺术特点之一。《游思集》上篇第17首是一首典型的象征诗。小岛、作物、大河、木船、村姑分别是人的栖息地、人一生的成就、岁月之河、时光之舟和驾驶时光之舟的神祇的象征。每个人一生的成就、痛苦和欢乐、奉献的爱，可以装载在时光之舟上，一代代传承下去。但时光之舟上没有人的“立足之地”，每个人必然被岁月遗弃，不久就消失在遗忘的深渊里。
把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孟加拉文与原作比较，不难发现，诗人不是逐词逐句地进行翻译，而是大刀阔斧地改写，与原作相比，英译诗的篇幅均有所缩小。《采果集》第45首至48首是一组悼亡诗，原作是十四行诗，纪念诗人的妻子穆丽纳里妮，全诗弥漫着哀情。诗人翻译时未作背景介绍。第48首这样写道：“女人啊，把美和整洁送回我孤清的生活吧，一似你在世时把它们带到我家里/清扫蒙尘的时间的碎片，把水灌满空罐，恢复被忽视的一切/然后，推开神庙里面的门，点燃蜡烛，让我们在大神面前静静地相会。”
原作中的“爱妻”在译文中改为“女人”，译作中全无悲伤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为抒写别后团圆喜悦心情。这种灵活的改动，虽然在内容上略微与原作脱节，却扩充了诗的容量，给读者留下再创作的巨大空间，从而增大诗的内涵。
泰戈尔把他的作品译成英文时，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审美需求。
泰戈尔信奉梵教，梵教的典籍是古典奥义书，奉创造大神“梵天”为惟一真神。梵教和西方人信奉的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体系，“梵天”和“上帝”也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概念。他原作中的“梵天”，直译应为brahma，但诗人却译为Lord或God，只为印度人熟知的“梵天”变成了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上帝”了。
泰戈尔在英译诗中把印度的一些专有名词作了技术处理。比如《园丁集》的第78首。原作中青年农民为他的水牛起的名字是“布吐”。诗人翻译时把它改为my darling(我的宝贝)，令读者感到非常亲切。《采果集》第25首中写道：“黎明尚未来临，长夜之龙仍以阴凉黧黑的身体缠住天空之前，晨鸟是从哪儿找到黎明的歌词的？”原作系《献祭集》中的第一首，诗人把原作中的“长夜之蟒”译成了“长夜之龙”，避免在读者中可能引起反感。
泰戈尔英译本淡化了个性，强化了共性；淡化了民族性，强化了世界性。比如《吉檀迦利》的第35首：“在那里，心儿无畏，头颅高高地昂起；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没有被狭小的内宅的院墙割裂；在那里，话是从真理深处说出来的；在那里，不倦的奋斗向圆满伸出手臂。在那里，理性的清泉没有干涸在僵死的陋习的荒漠之中；在那里，灵魂由你引领，奔向不断拓宽的思想和行为——步入那自由的天堂，天父啊，让我的祖国觉醒吧！”这首诗的孟加拉语原作是《祭品集》第72首。诗人在原作中祈求大神猛击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使之变得像译文中说的那样美好。可在英译本中将“印度”译成了“我的祖国”，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使诗跳出国家的阈界，具有了世界共性。
作为一个杰出诗人，泰戈尔在深刻了解西方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娴熟地运用诗歌技巧，把他的原作进行脱胎换骨的再创作，提炼成一首首融和哲理、富于美感的佳作，赢得外国读者的广泛认可，为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开辟了道路。
泰戈尔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诗歌最好由诗人本人翻译。译者若不是诗人，起码也应知晓并能运用诗歌技巧。翻译不宜拘泥于“信达”，应尽力做到“神似”，而不是“形似”。无论是诗人或别的译者，都应对读者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叙事方式有全面了解，遣词造句契合读者的审美习惯，译作才能为读者接受。
这或许就是泰戈尔英译本为有志于把中国文学作品推向世界的我国译者提供的有益启示。追问
语言特色，不是艺术特色
追答泰翁的小说，大胆运用民间口语，给孟加拉文学语言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气息，促进了孟加拉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纵观泰戈尔的诗作,其诗作语言鲜活可感,作品中透露着 体温和肌肤的气息,感性丰盈,对作品的挖掘深人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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