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使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礼实现人的自立，最后在音乐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养成。
出处：《论语.泰伯》本章里孔子提出了他从事教育的三方面内容：诗、礼、乐，而且指出了这三者的不同作用。它要求学生不仅要讲个人的修养，而且要有全面、广泛的知识和技能。
扩展资料：
音乐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游做武城宰时，就曾以弦歌的形式来宣扬教化。
尽管在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古代音乐形式以及音乐思想的记载，但如孔子所称道的《韶》、《武》以及千年以来数量巨大的古代乐曲，我们今天已无缘识荆，即使是在敦煌发现的唐人大曲写本乐谱，由于书写潦草等原因，今天也很难说能够正确释读。
这样，宋元以来用工尺谱记载的乐谱书籍，就成为了我们认识古代音乐极可宝贵的资料。理论上说，这些曲谱属于戏曲文献学范围，它们继承唐宋声诗与词乐，吸收了鼓子词、诸宫调、唱赚、转踏等曲艺元素，以及民间俗曲和外族音乐，经过长期打磨、加工，进而形成了独具风貌的音乐形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兴于诗
孔子之时，诗在知识阶层一次次的引诗、歌诗、赋诗中，不断地重塑着自己的权威和经典地位。诗作为礼乐文化中的举足轻重者，乃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xv]。也可以说，诗在当时已经成了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方式和生存方式，小至人与人之间的赋诗应对，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都离不开对《诗》的非现成化的随机运用。
“赋诗言志”、“诗以合意”[xvi]，“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xvii]，表明了当时“六经注我”的用诗风气。这种风气使得用诗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和诗的本意有相当大的出入。这就要求，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xviii]就是对此而言；另一方面，学《诗》也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是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于是，这种学既表现在“对《诗经》数百篇的诗句极为熟悉，不仅可以自己信口拈出，而且能迅速了解对方所赋诗句的出处和含义”，又表现为“对‘断章取义’的称引艺术有高度的把握，能够根据各种复杂的情境用赋诗来应对变化和表达意愿”。[xix]
《论语》中共有两处孔子结合具体篇章与弟子讨论《诗经》的记载，我们且来看看这两场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始可与言《诗》已矣”表明学诗、言诗必须要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也就是说在学诗上要能够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而针对学诗上的学而不化、化而不通等现象，孔子就批评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xx] 除此之外，孔子所强调的言诗要“告诸往而知来者”，更表明了他对诗的诠释有着明显的德化指向，这在上面的两场对话中都可以得到说明[xxi]，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对子贡、子夏这些学子大为赏识。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断章取义、“六经注我”吧。而也只有在孔子的这种解释原则下，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切入对“兴”的理解和领会。
关于“兴于诗”之“兴”，朱子的解释是“兴，起也”[xxii]。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孔子所说“起予者商也”之“起”也可以说就是兴的意思，虽然此处朱子的解释只是“起，犹发也”。但是在解释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兴”时，孔安国只是注解为“引类譬喻”，而朱熹则解释为“感发志意”。因此，兴就是起、发或者是启发之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孔子所说的学诗不仅仅要我们能告往知来，更要能从诗中领会到德化意味。而诗之兴也能在如上的两个方面启发（起发）我们，它不仅止于让我们学会譬喻、产生联想，更重要的乃是诗“可以通过具体的譬喻和生动的联想，来感发和振奋我们的心志情意，使我们从感性的‘美’的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善’的意识。这正是立德修身的起始阶段”[xxiii]。而孔安国的解释显然忽略了孔子的这个最终的德化或伦理指向。
诗的德化指向在孔子之时已是共识，比如“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xxiv]。孔子更是看重诗教，《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其中的《诗》就是指孔子在《论语》中一再提起的“诗三百篇”。孔子明确地将诗教与成就君子结合起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xxv] 诗教在于使人侵润于诗中，并最终成为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君子。而诗之所以能有德化之功，乃是因为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xxvi]。无邪，就是纯正，无过无不及，也正因为诗（思）无邪，才能起人、兴人。当然，这里面有个孔子删诗、整诗的前提[xxvii]，不过孔子对诗的整删本身就是一个对《诗》的伦理化的解释过程。
2．立于礼
在《论语》中，与“立于礼”相同的表述还有“不学礼，无以立”[xxviii]、“不知礼，无以立也”[xxix]。这些足以表明学礼、知礼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礼之立人，要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才是恰当的。
直观孔子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耳边回荡着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们的疑问随之而来：孔子的言传身教不正是想把人塑造成一个揖让进退的礼器吗？《论语·乡党篇》中所描绘的那个孔子难道不是一个机械的、呆板的形象吗？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篇的描绘是生动的，但那难道不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吗？“以礼杀人”、压抑人性、束缚自由，“礼”总是这样在最大的程度上被我们误解着，即使我们生来就在礼乐世界之中生存着，我们也可以最轻而易举地从所谓的“礼仪之邦”之传统中读出“吃人”二字。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工作并非是“礼”赞，而是想努力地朝向现象本身、亦即孔子所倡导的是怎样的礼。从其弟子“子绝四”的记述以及《论语》文本记载的很多事例来看，孔子并不是固执之人。比如在对待礼的问题上，孔子并不固守原来的礼而注意到了礼的损益原则[xxx]。孔子之时，礼经历着损益，礼的危机使得“在春秋后期，‘礼’与‘仪’的分辨越来越重要”[xxxi]。礼与仪也就是《礼记》中提到的“礼之本”（礼义）和“礼之文”（礼仪）。与礼仪相比，孔子更为看重礼的精神[xxxii]：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篇》）
从孔子“吾从众”与“吾从下”的对比可以看出，礼首先并不意味着麻冕或玉帛，所以孔子认为礼仪上的某些损益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损益应该有理有节，如果我们忽视礼的精神，或不能领会到本真的仁爱，那么我们所在乎的也将只是礼在形式上的变化，而礼则会由此堕入形式化。据此，孔子明确指出了若是“人而不仁”，礼乐也就无从谈起，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如果为孝不敬，那么这种仅仅意味着能养形式上的礼就是不合礼的。在这里，似乎有点仁为礼乐奠基的意思，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场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篇》）
尽管孔子在此的“克己复礼为仁”只是重复“古志”[xxxiii]，但是从其下面的解释来看，孔子是相当认可这句话的。问题是如果说仁为礼乐奠基，那么何来“克己复礼为仁”？因为后者似乎又表明了礼乐为仁奠基的意思。
其实，孔子在此使用的乃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的方法。我们在前面的工作已经凸现出仁奠基于本真的生存现象，是对人与人之间本真生存关—系的本真领悟。礼不是别的，礼就是在这种本真领会基础上的一种伦理建构，并进一步体现为礼仪与礼义的结合，只是礼仪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和变化性。因此，本真的礼就“是人与人之间动态关系的具体的人性化形式”[xxxiv]，而也只能在这种动态关系中，仁爱这种情感才能生发出来。《礼记》有言：“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xxxv] 又说“礼者，理也。”[xxxvi] 讲的就是这个“理”。所以，“克己复礼为仁”并不意味着礼乐为仁奠基，而是说只有返回到非礼勿为的本真生存现象中，我们才能很好地领会仁，并由此踏上行仁的道路。否者，一味沉沦于无礼的行为之中就难以上路，因此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xxxvii]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礼视为一个框架，而是充分地认识到本真生存之礼的“人情”味，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礼乐恰恰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等，“依‘礼’而行就是完全向他人开放；因为礼仪是公共的、共享的和透明的；不依‘礼’而行则是隐蔽的、暧昧的和邪恶的，或纯粹是专横的压迫”[xxxviii]。
礼毕竟有着一套礼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的活动难道不是一种束缚吗？芬格莱特曾举过一个相当恰当地比喻：
一个确实尽力学习礼的人，最终都能够富于想象力地以适应环境的方式，娴熟地将各种形式融合或重新融合起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以一种精审而非盲从的方式，显得自然而优雅——富有创造性地。因此，娴熟于礼的个体都类似于音乐表演的大师，尽管总体上遵从预先定好的乐谱曲调，但是，他却以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积极主动的方式来诠释着这首乐曲。（《孔子：即凡而圣》，第108页）
比如我们演奏《春江花月夜》，当然是要依照它的乐谱来演奏，可是一个好的演奏家却能将之诠释的淋漓尽致，而听众也会沉醉其中，余音绕梁，以致“三月不知肉味”。乐谱只是对生手才构成限制，而对于高手来说，乐谱不仅不构成他的限制，反而恰恰是成就他的机缘和舞台。
学习礼仪也是同样的道理，最初或许只是蹩脚的人云亦云或亦步亦趋，甚至只是一种“限制”，而一旦我们领会到那本真的仁爱并娴熟于礼乐的世界之中时，我们才能真正的“立”起来，而我们的生活也才由此充分展现出它的丰富性来，“当种种礼仪行为被视为构成一天日常事物的诸多圆满的事件时，这些礼仪行为就是多种多样和多姿多彩的”[xxxix]。
3．成于乐
孔子有很好的音乐素养，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xl] 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xli]；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正乐、乐教还体现着他自己独特的乐感、乐论。
在《论语》中，《韶》与“郑声”是孔子树立的两个“典型”，而对二者所持态度之强烈反差凸现着孔子乐的取向。“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人若不仁，乐则不乐。因此，孔子强调乐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由此，孔子对于尽善尽美的《韶》很是看重[xlii]，并能沉醉其中以致“三月不知肉味”[xliii]。孔子还认为乐应该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平和，而其“乐正”就是正淫乐以归于“雅乐”，正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xliv] 为什么孔子不止一次地指斥“郑声”？[xlv] 就是因为“郑声淫”而“乱雅乐”，[xlvi] 所以孔子才深以为“恶”，并主张“放郑声”。
在学乐方面，孔子可谓言传身教：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
从“习其曲”、“习其数”，到“得其志”、“得其为人”，孔子生动地诠释着一个好学的学子形象。这个例子还表明，只有“得其为人”，才算是真正的学有所“成”。这是“成于乐”的第一层意思。而且这里的“成于乐”之乐（音“岳”）还不是一种完结，毋宁说此时的“成”恰恰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开始，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乐（音“洛”）起来，或者说是以之为乐。
所以，我们还要充分注意到乐（音“岳”）与乐（音“洛”）在古代乃是相通的，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前为乐（音“岳”），后为乐（音“洛”），皆是人情之展现。不过，孔子强调“乐”（音“洛”）要懂得节制，所谓“乐也者，节也”[xlvii]。否则，“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xlviii]。骄乐（音“洛”）指“侈肆而不知节”，宴乐（音“洛”）指“淫溺而狎小人”，[xlix]皆不符合孔子“乐而不淫”、“乐节礼乐”的原则。
能否“节乐”（音“洛”）关键还是一个能仁与否的问题，比如孔子就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就像只有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一样[l]，也惟有仁者能好乐（音“岳”）、能好乐（音“洛”）。这就表明乐乃是奠基于仁之上的，“孔颜乐处”也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成于乐，既意味着成于乐（音“岳”），又意味着成于乐（“洛”）。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由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现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
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 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 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 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以上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阐释，摘自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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