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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 阮箱 心态和文学风格 为什么 不一样 ?
200字左右 谢谢你们

  嵇康、阮籍人生之比较
  嵇康、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
  物,他们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们又是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行为形象特征使他们成了“魏晋
  名士”、“魏晋风度”、“魏晋风流”的代名词;共同的理想、兴趣、共同
  的人生追求同时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不仅名誉当时,而且影响至
  今,成为后人追思景仰的对象,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珠联璧合的
  双星。然而,由于家世出身、个人性情、人生阅历等方面的个体差
  异,也导致了两人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人生结局的不同。本文
  就此略作探究,请批评指正。
  一
  嵇康字叔夜,祖籍会稽上虞,先人本是奚姓,因避愁而徙居谯国
  銍县的嵇山,因地命民易姓嵇氏。康父嵇昭,曾任曹魏督军治书侍
  御史,早卒。兄嵇喜,才具当世,历扬州刺史、太仆、宗正职。嵇康本
  人是曹操孙沛王曹林的女婿,属曹魏宗室的姻亲,历官郎中,释中散
  大夫,时人称“嵇中散”。因为嵇康并不热衷从政仕进,所以也就没
  有政绩可以称述。
  (一)清心寡欲,恬淡自然
  受社会风气的濡染,嵇康好老、庄之学,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自
  由,鄙视物质享受。他在《明胆论》中指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在《太师箴》中提到:“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又在《声无哀乐论》中指出:“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
  以成。”在形、神关系上,他在《养生论》中认为:“形恃神以立,神须
  形以存”。显然,他是承认形神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但他更注重
  精神的作用:如果“神躁于中”,就会“形丧于外”。“夜分而坐,则低
  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寐”。时人以为:“一怒不足以侵性、一
  哀不足以伤身”,嵇康对此不以为然,他在《养生论》中说:“喜怒悖
  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
  身非木石其能久乎?”“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
  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以老得终”。因此,他主张修心养性,安
  神全身,要做到“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
  平和”,养生就应该“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
  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
  嵇康在他另一篇著名的文章《答难养生论》中进一步阐述论证自己
  的观点:
  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
  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凶,守
  其所吉,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
  嵇康提倡知足常乐的人生观:“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
  以喜耳。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严丰,哀亦备矣。有主
  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的基础,嵇康性好饮酒服食,寄情山水,作神
  仙游。他的《游仙诗》具体体现了他的这种生活愿望:“遥望山上
  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
  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
  道,旷若发蒙童。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
  桐, 临觞奏九韵, 雅歌何邕邕, 长与俗人别, 谁能睹其
  踪。”[ 1 ] ( P39 - 40) 这种崇尚精神自由的神仙意识在《答二郭诗》中得
  到了进一步的强调:“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己难,非余心
  所嘉,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
  岳,弹琴登清歌。”[ 1 ] ( P63 - 64) 在这里,嵇康把神仙生活作为人生的
  最佳选择,以宽容逃避祸患,像渔翁一样推波助澜并不可取,隐逸遁
  世也不容易做到。只有神仙生活才是最美好最理想的追求:遨游徜
  徉于人寰之外的太清之中,交结挚友于灵岳之上,餐霞饮露,弹琴清
  歌,消释了人世间的一切牵累烦恼,是何等地逍遥快活。
  这种精神和品格,不只仅滞留在他对诗文的吟咏和胸臆的抒发
  上,更表现在他日常生活的实际行为上。嵇康好采药游历山泽,飘
  逸潇洒,任情旷达,见到樵夫渔父,都以为见到了神仙,“会其得意”
  竟“忽焉忘返”。他还有与众卓异的独特好尚,爱好锻铁,烈日炎
  炎,树下锤锻,旁若无人,悠然自得。嵇康以不同方式结交天下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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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与阮籍神交,与山涛以识度相契,他们与向秀、刘伶、阮咸、王
  戎志趣相投,结伴游谈于竹中林下,时人谓之“竹林七贤”。
  (二)服膺儒学,鄙弃虚伪名教
  嵇康家世儒学,他对家传之学厚爱有加,对儒学仁爱忠恕之道
  信仰尤笃。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就有“古之王者,承天理物⋯⋯
  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宏化潜通,天人交泰”的儒家治世图景的描
  绘。[ 1 ] ( P221) 他在《诫子书》中有“临朝让官,临义让生”等纯乎出于
  儒家人伦的教诲。他的《管蔡论》诗,又异乎寻常地为殷商遗臣管
  叔蔡叔翻案,认为管、蔡叛逆周朝“皆服教徇义,忠诚自然”,值得钦
  敬。因为他们“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
  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可是后来之人,以成败论英雄,将管
  蔡为叛臣,这是不分曲直有失公正的。正如五仲荦先生所论:“嵇康
  的替周武五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师屈,其实就是在替五陵、母丘俭、
  诸葛诞之些为司马氏所诛锄的人鸣冤。”[ 2 ] ( P755) 可见嵇氏实际上
  反对的乃是司马氏政权为稳固政权而玩弄的“虚伪名教”。在他们
  的理想人格中尽管张扬在外的是道家自然、恬淡无为的旗子,而他
  们内心深处蕴藏的则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和依循。鲁迅先生
  警辟指出:“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
  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
  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
  奉⋯⋯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得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
  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 3 ] ( P502)
  (三)越名教而任自然
  出于对司马氏倡导奉行的虚伪礼教的深恶痛绝,嵇康公然宣称
  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司马氏集团的排挤
  和迫害,他已看透了他们假“仁义忠孝之名”,行欺诈杀戮之实的可
  耻行径。因此,嵇康痛感那种“务于理伪”的“仁义”和“生于争夺”
  的“廉让”,都是束缚“自然人性”并与“自然人性”相对立的东西,他
  明确提出:“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
  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
  赋而通物情。”(《释私论》)现实社会的龌龊肮脏,必然要引起有识
  之士对人类初始社会的怀恋向往。他倾心赞美讴歌“大朴未亏”的
  人类自然社会:“昔鸿燕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
  物全理顺,赏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
  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难自然好学论》)嵇
  康认为“名教”之所以与“自然”对立,不利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是因
  为它已成为产生虚伪骄饰、欺诈倾轧等罪恶现象的根源:“大道陵
  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族类,造立仁义,以婴其
  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内;故六经纷错,百家繁
  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鹜而不觉。”(《难自然好学论》)他还在《太师
  箴》中进一步揭露名教的虚伪:“季世凌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宰
  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
  赏罚虽存,莫劝莫禁”,“刑本征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现实社会全然一塌糊涂
  。在此,嵇康的揭露与批判,已远远超出了对司马氏集团擅权政治,
  宰割天下的无情抨击,实际上已经触及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越
  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玄学的主流,也是璀灿夺目的思想之光,是嵇
  康思想中最富时代特色的精彩内容,代表了魏晋名士最具个性和魅
  力的思想境界。
  (四)愤世嫉俗,刚肠嫉恶
  嵇康“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 4 ] (卷49) 志趣高洁,他对充满欺诈
  虚伪的社会深恶痛绝,对横行当世的邪恶势力更是水火不容。当时
  身为选曹郎的朋友山涛,升为散骑常侍以后,念其友情,推荐嵇康接
  替他原来的职务,本是好意,但志不同者道不合,嵇康认为是对他人
  格的莫大侮辱,激愤之下写下了言辞尖锐激烈的《与山居源绝交
  书》,借此向世人渲泄自己长期以来积郁在胸的愤懑,表明自己坚决
  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决心。
  他在信中自陈自己笃信老、庄,性情疏散简傲,处世与礼相背,
  “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 [ 1 ] ( P118) 无意于官场仕途。
  然后以激烈的话语宣称自己有“必不堪者七”,意即不愿遵守礼法,
  蔑视虚伪名教以及自己“刚肠疾恶,轻肆自言,遇事便发”的刚烈直
  性。他毫不隐晦地反对司马氏集团借礼教之名行篡曹之实的可耻
  行径。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取天下,周公以辅佐大臣的身份而秉
  政,孔子盛赞行禅让之制的尧舜,这本是先代圣迹,却被司马氏借来
  作为改朝换代篡窃政权的范例和根据。因此,嵇康慷慨激昂地喊出
  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战斗口号。可悲的正是这种刚烈正直的
  性情和直言不讳的行为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难怪人们这样评价
  他:“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5 ] ( P649 - 650) 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性烈才俊,难免不受权贵与同辈的忌妒痛恨。时贤后人都无不
  惋惜嵇康的刚烈之死:“龙性难驯,终于被害,哀哉。”[ 1 ] ( P131)
  二
  阮籍与嵇康齐名,同为魏晋时代的代表,魏晋玄学的代表,在主
  流方面与嵇康一样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为上与礼教相悖。
  但在具体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心理状态及人生结局等方面与嵇
  康相比,又有很大不同。
  (一)少怀壮志,生不逢时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父亲阮] ,是东汉大学者蔡邕的学
  生,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由于自幼受儒学熏陶,阮籍少“有
  济世志”, [ 4 ] (卷49)“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惜年十四五,志尚
  好诗书”,“壮士何感慨,志欲威八方”,“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等都是“咏怀诗》中抒发早年雄心壮志的著名诗句。他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立身行事准则,并由此步入仕途。曹魏时,受太尉蒋
  济征辟而为尚书郎。但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魏晋之际,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4 ] (卷49) 曹爽被
  诛,司马氏擅权,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政治功名,成为幻影,阮籍的
  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蔑视礼俗,放达荒诞
  生活在魏晋之际司马氏掌控之下的充满虚伪欺诈的乱世之中
  的阮籍早已看透了司马氏的险恶用心,他与嵇康有着共同的政治
  态度:反对虚伪名教,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在个人生活方
  面,他比嵇康走得更远,更加放荡不羁,或披头散发,裸坦箕踞,或言
  语颠狂,醉卧妇侧,或傲啸山林,与猪同饮⋯⋯ 他这种有悖常态的
  行为,正是对司马氏政治和虚伪名教的蔑视和反抗。
  阮籍认为天地万物都生于自然,并没有神灵的主宰存在,他在
  《达庄论》中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
  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道,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
  之,万物将自化。”他辛辣地讽刺那些虚伪的“正人君子”:“世人所
  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
  检,言欲为无穷则⋯⋯独不见群虱之处裤中,逃手深逢,匿乎坏絮,
  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裤裆⋯⋯”[ 4 ] (卷49) 他还
  无情地抨击虚伪礼法是“诚天下助残贼,乱危亡之术耳”。
  (三)言辞曲折,消极避世
  与嵇康相比,阮籍与曹魏的关系远不如嵇康那么密切,那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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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嵇康身为曹魏宗室之婿,历官郎中,拜中散大夫。不仅属于曹
  魏政权核心中人,还有亲情在内。阮籍与曹魏集团瓜葛甚少,他不
  与司马氏合作纯粹是局外人出于“对曹魏的同情和司马氏的反
  感”, [ 6 ] ( P58) 因此,他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像嵇康那样激烈直率。
  先辈们的人生追求,自己家族信奉的理想以及在这种儒学世家
  文化背景下成就的济世之志,都被司马专政的残酷现实击得粉碎,
  一桩桩血淋淋的惨案的发生,使得阮籍内心深处的痛苦更为深沉惨
  烈,使得他的放达人生始终浸泡在生不如死的煎熬之中。
  阮籍一生有82首咏怀诗传世,这不仅代表着他的文学成就,更
  记录了他痛苦复杂的心路历程。然而,他的这些诗却隐晦曲折,费
  解难懂,钟嵘《诗品》(上)说:“归趣难求”。刘宋时代的颜延之认
  为:“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唐人李善在《文选》卷二
  十之《咏怀诗注》中也说:“嗣宗身世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
  咏,故每有忧生之差。”当代学者认为:从阮籍的“八十二首诗中看
  到,阮籍对生命的基本体验完全是悲剧性的。”①
  阮籍痛苦惆怅的心灵感受在他82首咏怀诗中,隐晦曲折地表
  现出来,《咏怀诗》首篇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
  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尽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
  心。”他这种悲苦、忧伤、寂寞、焦虑的心情在《咏怀诗》中随处可见:
  “独坐空堂上,谁与可观者。”“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他又为冤
  死在司马氏淫威暴力之下的友人悲哀难己:“一为黄雀哀,涕下谁
  能禁。”
  三
  嵇康公开向司马氏叫板,断然不与其合作,终为司马氏所不容,
  付出了生命代价。而阮籍在恐怖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走完了自己屈
  辱忧愤与痛苦的一生,两人的人生结局是不一样的。其中除了理想
  信仰、政治立场的因素之外,还有家世、性格、处世态度等原因。
  嵇康自幼早孤,靠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寡母的溺爱,兄长的呵
  护,聪慧的天姿,渊博的学问,魁伟的体态,诸多因素养成了他旷迈
  不群,傲岸任情的个性,这种个性决定了他不会心为形役,内心深处
  自由散淡的真意不可能自我抑制,更不愿受制于人。这样刚烈的性
  情在险恶的政局中,必然为人所忌,为人所不容,断然难以自保自
  存。同时,嵇康与司马氏集团要颠覆的曹氏政权有着直接的姻亲关
  系。他是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婿,而曹林又是何晏之妻金乡公主的
  胞兄。尽管嵇康无意于仕途,但他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自然是司
  马氏心目中的危险人物和惩治对象。嵇康最后被司马氏一党钟会
  所谗言构陷,死于非命也就毫不奇怪。
  而与嵇康并世齐名的阮籍之所以未引颈受戮,能够苟全性命于
  乱世,一是阮氏家族世代儒家,有高名于世,与世代服膺儒学的河内
  司马氏门第相当,司马氏从社会舆论、影响考虑,也不会对阮籍做出
  太出格的举动;二是阮籍对司马氏政权并没有公开决绝形成威胁之
  势;三是阮籍一直采取“至慎”态度,司马氏欲加死罪也无从下手。
  当然,他所采取的放达荒诞,至慎至谨的处世态度虽能苟且偷生,但
  无以厝置的心灵也无时不在刀绞油煎的折磨之中。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以南朝刘宋时代的颜延之《五君咏》诗中
  对嵇康、阮籍的微妙而又中首的评价为本文作一总结: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先,吐论知凝神。立欲忤
  流议,寻山洽隐论。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训。”(《五君咏·嵇中
  散》)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长啸若
  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五君咏·阮步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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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6-30
你想问什么,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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