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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文革结束的前一年，王西京以国民党高层人物为塑造对象，创作了《于右任》，而在三年之后又创作了《创业史话》，这或多或少地出乎人们的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透析当时的创作背景和人物画的特殊性，以及它的艺术特点，本文旨在说明对其予以历史性定位。
主题词：《创业史》、深刻性、概括性、艺术成就
呼唤改革的一部先声之作
——浅谈王西京《创业史话》的历史地位
牛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称其为一场革命，那是就其解放生产力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言。文革结束的前一年，王西京以国民党高层人物为塑造对象，创作了《于右任》，而在三年之后又创作了《创业史话》，这或多或少地出乎人们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
说出乎意料，是指内容上以柳青《创业史》的创作为素材，直到一九七九年美术界才开始意识到对建国三十年来的美术发展进行了总结，才形成了肃清“左”的毒流，解放思想的比较一致的看法。①认为意料之中，那是因为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邓小平理论理论产生和发展及其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两者之间的理论基础和无可辩驳的无数实践例证。《创业史》的“‘题叙’意在表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拼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②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80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初稿》对《创业史》的评价，笔者的引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学界的认识，它有助于接近王西京当时对《创业史》的认识，这也有利于了解王西京的创作意图。不可否认，柳青的创作存在着认识上的历史局限，然而《创业史话》只是积极地评价了柳青深入生活积极精神。所以，在“两个凡是”的争论中，改革开放尚未实施之时以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意义远远超出了怀念一位至今还活在人们心中的作家，于政治于文化，其时代意义表现出了异常的深刻。
基于上述看法，笔者以为裔萼女士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是残缺不全，跛足而行的画史。是她拙于所见，还是王西京先生藏而不露？一九七八年的情形，笔者孤陋寡闻，也无力深究。该书二零零八年问世，不知是画史要以当年的轰动为史料佐证，还是以当年的创作留给今日以启示为判断标准呢？值得深思。但我们也无不能否认她精辟入理的高见：“人物画的表现对象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物画家是人的研究者，是人生的思考者，正是这种研究和思考使得人物画具有深刻的批判性。”③除个人遭际而外，在署名王堃的一篇的人物传记里，可知王西京的批判精神还来源于一位叫于正常临刑前的告戒：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做一个正直的画家。王西京说过：于正常是“启蒙我真正进入画画境界的导师。”④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方可避免空穴来风式的偶然事实，去穷究《创业史话》的批判性精神集中在哪里。值此，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德国美学家姚斯根据罗斯洛普文学主人公的五种类型“提出接受者与作品主人公在审美经验中的认同划分五种类型即联系型、敬慕型、同情型、净化型和反讽型。”⑤无独有偶，《创业史话》也塑造五种类型的人物形象。
如果要质疑这种巧合，那么笔者不妨再次姚斯对这五种人物的定义：“联系认同，要求观众以自由联想的方式积极介入演出活动，使演员与观众之间拆除交流的屏障，融成一片”；“敬慕性认同需要一个完美的主人公，其业绩、行为、言谈超脱，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从而构成一个群体的楷模”；“同情型强调主人公非尽善尽美性。接受者感到主人公与自己类似，为其苦难不幸而感动，而报之以同情和怜悯”；“净化性认同不仅可以有悲剧感情的升华，也可以在自由同情的笑声中获得喜剧性的解放，形成新的道德判断和体认事物的新的价值观”；“反讽型认同，主人公以卑琐、荒唐、甚至邪恶的行为引起接受者的嘲弄和否定”⑥。按关中一代节气和《创业史话》的代表植物蒲公英，可以得知画面展现的是初冬前后田间地头的歇息，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通过坛、碗、担、篮可以看出这项重要之极的农事非小麦播种莫数。在那工业品贫困的只能让我们看见硬皮的“学习”和钢笔以外，我们还能看见什么？亲切的交谈中，有人掰着精打细算地，有人不时地想张嘴插话，有人蜷缩着看着点烟，那神情却是心里面打算盘，也有人高枕无忧地象在家里睡土炕……按阶级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一目了然。
以今天眼光来，似是荒唐却能涵盖文革之后的农村现状，“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了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⑦这句话在《创业史话》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王西京创作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蒋子龙的那反思力作《班主任》才刚刚发表，至于被誉为改革文学的蒋子龙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则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应该说，新时期美术创作中，王西京创作的《创业史话》具有其不可替代震耳之功。问题是，近年有学者置近代救国启蒙的需要于不顾，极力否认借近现代以来比如象陈独秀的“改良中国画”观点进行大肆批判⑧，究其实以艺术而为艺术倒忽略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站在本土立场上，守着民族艺术的独立性而拒斥外来文化的吸入，它无法解释五四以来的中国绘画曾经走过的路，更无法解释五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尽管它们有题材单一，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也正因为于此，《创业史话》具有艺术成就更不能不扼要以述：首先构图宏大，人物排列之中有穿插，在情节场景的再现中，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应而导致亲疏关系的过渡非常自然，避免僵硬或者是零碎的感觉；其次继承徐悲鸿欧化人物倾向，以健壮的体魄和凹凸分明五官肖像，一改以往绘画中出现的中国人鼻脸眉眼混沌不清和面孔；再次次，头部雕镂错金又调动光线，衣褶用线缜密铿锵又淡墨湿笔点擦，尤其腿部大笔渲染又格外讲究气力的贯注，强化对立中的统一；最后充分运用远近距离，与情节场景无关的细节略去，留白之中的似是徐渭的几笔青藤，再加上田畴地坎的挥运披砍给人以广袤之感，使人深沉又生出明快的基调。
总而言之，紧密联系现实，却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笔者以为，《创业史话》是新时期呼唤改革先声之作，它取材上讲出处这种间接性，也构成王西京三十年后写实的政治启蒙与写意的历史文化的创作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