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文献中的宋诗谈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问题
莫砺锋
我想国内各个高校只要有中文系的，必然都会有古代文学学科。这一学科在全国数量非常多，各自在治学路数上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凡是著名高校，他的古代文学学科都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么我们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从这里讲起。
南京大学以前的古代文学专业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主要是在原来的中央大学以及金陵大学时期，那时候我们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一直到解放以后，到五十年代，还有胡小石、罗根泽、陈钟凡、汪辟疆这样一批前辈学者。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文革结束后，已经风光不再了。因为那个时候老先生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仅存的一位陈钟凡先生已经脑筋不太清楚了，那个时候他年纪很大，家里人都不认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代文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衰弱的地步，在南京市的范围内，大家都公认南京师大比南大要强得多，南师大有唐圭璋先生、孙王先生等一批老先生，而南大没有。所以应该说，后来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程千帆先生来到南大工作。也就是说，在1987年，我们已故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毅然地把武汉的一位街道居民——也就是程千帆先生——聘请到南大来教学，程先生到南大的时候已经是满头白发了。我1979年考上他的研究生，第一次到他家去拜访他，见到他头上一根黑发都没有了，全是白发，那是他已经是六十八岁了。但程先生到了南大以后非常勤奋地工作，除了指导研究生以外，还自己写著作，然后还以很大热情指导我们系的中青年教师。
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古代文学学科在很大意义上是程先生到了南大之后重建起来的。因此，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学风或者说治学路数上，就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程千帆先生个人的印记。他个人的风格对我们这个学科影响很大，我们现在整个教研室或者是文献所的骨干教师，基本上都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第三代学生。包括程先生的外孙女，在沈祖芬的《早早诗》中写到的那个小女孩早早，我们已经把她从复旦引进了。都是程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所以就使我们这个学科很鲜明的打上了程先生学风的印记。那程先生学风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始终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必须要非常重视文献学的基础。也就是他常讲的几句话：一句是，要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后来又说，文艺学要跟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他这个思想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其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就是当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的时候，首先要把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材料本身先搞清楚。这个材料是完整的，还是残缺不全的？是真实可靠的，还是虚假的？他首先是强调这一点。当然，接下来还有最基本的文学史实、作家的生平等等历史背景都要搞清楚。这些属于考据学、文献学的工作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能进入文艺学的研究，才能对这个作品进行判断、解读、评判，然后提升到理论，得出一些结论来。否则的话，这个基础不存在。那么我想，这一点可能就是程先生本人治学的一个特点，因为他花了很多力气从事校雠学的研究，他编写《校雠广义》，也一直为研究生开校雠学这门课程。我到南大后一连跟程先生学习了五年，硕士、博士读了五年书，毕业后留校任教，也一直在他老人家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但是程先生从头到尾给我开过的课也就是两门，一门是杜诗，杜甫研究，还有一门就是校雠学。他说，上了这两门课，如果听好了，那就差不多了。校雠学学好了以后，自己知道怎么去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考订材料；然后讲一门杜诗，就是通过对某一个典型的研究，基本掌握了这种研究方法，那么转而研究其他的也就可以了。这种课程的设置也确实是体现了程先生学风的特点。
我想，自从我们这些师兄弟们相继毕业留校，然后我们的学生现在也有留校，这样不断有新的力量补充到我们的学科队伍中来，大家的治学路数基本上有这样一个相似的倾向，就是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间我们比较重视文献学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当然，我想其他高校肯定也会这样做。凡是搞得好的，学风比较朴实的学科点，他都会重视文献学问题。但是这样大声疾呼的，把文献学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理论高度的，好像程先生是比较突出的。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点的一点特色吧。今天我就想把我自己在读书过程中间关于文献学问题的一点体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按照我的惯例，我很希望有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讨论，所以我先讲一个多小时，剩下的时间开放给同学和老师们，有什么意见、指教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先讲讲我的一些想法。
古代文学的研究，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历史的遗留态的东西，这个材料不是我们当前的，它的写作背景、写作语境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研究的时间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我本人从事的唐宋文学研究来说，到我们现在差不多有一千年上下了。经过一千年以后，这个文本、材料传到现在当然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就是它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少了、残缺不全了。因为在作品的流传过程中间，总会有些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没有存下来。中唐的韩愈在读李杜诗的时候，已经说他们的诗歌流传到中唐，仅仅是“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好像泰山上的一根毫芒一样的，大部分的作品都亡逸了。这当然是诗人的夸张的语言，但作品不停的亡逸肯定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当然是不全面——这本无问题，因为文献如果已经亡逸无法搜集了，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现在只能根据还能找到、还存在人间的材料进行研究。但由于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时，不是非常清楚所找到的材料全还是不全；当然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这些材料是真还是伪。因为中国古人有造伪书的习惯，也有无意中产生的讹误，编书时不小心把伪作收入了。所以我们面对的材料肯定会有这样一个文献学上的问题：第一，它是全还是不全；第二，它是真还是假。我刚到南大时，程先生看我不是中文系出身——我那时是从外文系二年级考去的，没读过中文系。程先生就说，你又没什么书，又没读过中文系的课，还是买一点基本书籍吧。可我那时比较贫困，就靠助学金三十多块生活，买不起《四库提要》那么贵。程先生说，你买薄书，别买厚书，他老人家就不由分说自作主张帮我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我记得很清楚，非常薄，四点四万字，五万字不到，当时就是几毛钱，是陈垣，就是史学家陈垣写的，书名叫《陈垣史源学杂文》。史源学，史学界有的也把它叫做史料学，即是看历史的一些基本文献。书中陈衍先生引用了许多具体的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见著白纸黑字的，甚至是见著正史，如《资治通鉴》这样正式史书的材料，都是真实可信的。陈衍先生指出，这些书中有许多虚假的、伪的材料。这本书我当时当然是很认真的读了，但说实话，时至今日过了二十多年以后，书中的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一点，记得这本书的前言。这本书的前言是陈垣先生的公子陈智超先生写的，陈智超也是一个史学家，他在前言中回忆了他父亲在北京师大给历史系的研究生开课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即是不要相信别人的话，别人是骗你的。这句话本来是《诗经•郑风•扬之水》里的句子，这是一首民歌，也是一首情歌中的话。原意大概是，一对青年男女，或是男方或是女方对对方说：“你不要听信人家的挑拨，我实际上是很爱你的”诸如此类的意思。但陈衍先生引用此话，意思就是你不要轻信书面上的那些材料，他们是在骗你；书面上的材料很可能误导你。虚假的材料你若信以为真，就会把你引到一个虚假的、错误的结论。我当时看了很受震动。因为我以前想，白纸黑字见于古书的，或者说见于墨版书的材料，当然很可靠。这样看来并非如此，文献中间，甚至比较权威的文献材料中间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想程先生自己给我买这本书叫我好好读，可能主要的用意在于这里，要我们非常注意文献中间的问题，把这看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即首先要把文献的基础搞好。下面我把问题归到今天的讲题，唐诗文献上来。
我个人的阅读兴趣主要是在唐宋，尤其主要是在诗歌，所作的研究工作也主要是在唐诗或宋诗上面。我在读相关文献时觉得，文献学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文献的全面性。大家都知道在闻一多先生的时代，他们研究、阅读唐诗，手中有一部《全唐诗》足矣。那时学者都认为，所有唐诗都已收入《全唐诗》了，《全唐诗》有四万九千多首诗。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学界已经有了《全唐诗补编》，其中又收入了六千七百多首作品，我们现在要对付的唐诗文献，其总数就上升到了五万六千首，不能说仅仅读过《全唐诗》就完事了，就读过所有唐诗了，必须要注意还有补遗的部分。这个问题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假如说读的文献不全，我想，最基本的影响就是以偏概全。由于读的文献是不全面的，只读到了一部分的材料，那么对某一作家乃至一代诗风要作出某种判断的时候，必然是走了一条以偏概全的路子，凭一部分材料得出一个整体性的结论，这当然是不可靠的。应该说，文献学的问题即是在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中间，有时也会发生。我们看一个钱钟书先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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