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8-05-14
曾国藩的一生无论从政交际还是带兵打仗均以一“谦”一“隐”一“诚”三字取胜。
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的“谦”。曾国藩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守缺”的观点。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后来经过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经过默默的咀嚼，终于大彻大悟。尤其是老子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水能屈能伸，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地方。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和涵养，其深沉和宽厚。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至此，曾国藩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宁静谦退之心境。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的“忍”。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去长沙读书，当时他的书桌是放在窗前的，后来有个同学来了，因为来得晚，书桌只好安排在墙角。一天他突然冲着曾国藩吼到：“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近来的，你凭什么遮挡别人？”曾国藩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挪开了，这位仍不满意，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竟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曾国藩来到没说一句话，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此人又来寻衅，气呼呼的：“你读书的地脚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在旁的别的同学为曾国藩打抱不平，问道：“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吆二喝三的非要换过来的吗？”这位同学无理取闹的说：“所以呀，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别的同学说：“那好啊你在搬回墙角吧，明年准能中举。”众人哄堂大笑，这位同学一脸狼狈，曾国藩在旁始终和颜悦色的听着。
在唐浩明著的《曾国藩传》中也多次提到，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是最著名的，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他谆谆告诫道，“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我们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更稳重处事，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其“诚”。曾国藩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处世立人的不二法则。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身边的人。在写给九弟曾国荃和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之中，他说，“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在写给下属的另封信中更是强调，“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可见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人，以至于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甚至连号称忠王的李秀成也叛变了（在民间野史中记载，李秀成的投敌实为太子逃跑争取时间，可信度不大）。对于曾国藩的“血诚”之举，后人蔡锷极为认同：“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的一生风风雨雨，有起有落、有荣有辱，虽没有平步青云，也从没有掉进深渊。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与曾国藩的一生坚持“诚”、“谦”、“忍”的原则有重要关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3-10-30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
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
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
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
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
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
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
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
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
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
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
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
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
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
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
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
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
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
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
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
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
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
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
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
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
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
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
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
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
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
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
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
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
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
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
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
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
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