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天子守国门是很平常的事情，从西汉的长安（今西安）防御匈奴，一直到明朝北京防御蒙古族，随着西北少数民族势力的减弱、东北少数民族崛起，天子守国门的中心也有西安转到现在的北京，也正因如此，才拥有了现在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北京。
北京
北京虽在元朝就被设为首都，但北京能拥有如今的规模还是明朝明成祖朱棣的功劳。明初，朱元璋将国都设在南京，他把守卫北方边境的任务交给了他儿子朱棣，也把北京交给了朱棣，因此21岁的朱棣过上了“北漂”的生活。朱棣逐渐的适应了北方生活，但是20年后的他成为了大明朝的皇帝，远离了他生活20多年的北京。
人如果在一个地方习惯了，即便是搬到别的地方也任然留念此出。
朱棣当上皇帝以后，任然对北京的生活念念不忘。礼部尚书李至刚看透了朱棣的想法，积极上书提出迁都北京之事。迁都又不像搬家，不只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当然朱棣也深知自己皇位来历不正，住在南京寝宫总感觉惶惶不可终日，吃的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北方菜，更加剧了朱棣思念北方的生活。
永乐元年，蒙古军大举侵犯辽东，北京由于朱棣与朱权的离去无人值守，致使北方几个城市遭到蒙古军的严重破坏，朱棣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镇守北京，将北京变成重要的军事基地，蒙古军的铁蹄踏不破北京城墙，何谈继续南下骚扰别的城市。
迁都要考虑的问题很多，粮食与住所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先说一下住所问题，皇帝的住所肯定不同于平常人的住所，因为皇帝不但身份“高贵”，而且家庭人口众多（老婆就好几个），再包括太监、宫女以及朝廷大臣等人员的办公场所，房子少了解决不了问题。虽然大明王朝也稳定了多年，但是北京的战事却没有停息过，就比方说最近的靖难之役，已经把北京打“烂”了，想要住人就必须重新建造或者修缮。
这么大规模的营建，需要大量的人力与财力，朱棣把这项艰难的任务交给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姚广孝。姚广孝与元大都设计者刘秉忠同为佛教中人，姚广孝却按照儒家的思想设计的明北京城，把皇帝居住的紫禁城设计在北京城的中央。
姚广孝在设计北京城之时，注重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布局，街道平直宽阔，地下建有完整的下水道系统，禁止城内乱搭乱盖。新北京城耗时三年6个月，从全国征调了数十万能工巧匠，上百万的民工，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我们熟知的故宫、天坛等就是那时起打下的基础。
与此同时，为解决北方粮食问题的疏通漕运已经进行多年。鉴于海运危险系数高、陆运运输量小的问题，朱棣命令工部尚书宋礼顺通漕运河道会通河，打通南北干线，工程完成以后大大提高了内陆河的运输能力。
从徐州至临清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名山藏》
永乐十八年冬，朱棣正式颁布了迁都命令，十九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开始成为大明王朝的都城。即便是朱棣已经迁都北京，任然有很多人反对他迁都的做法，毕竟当时大部分官员已经习惯了南方的生活习俗，突然跑到北方，又冷、风又大确实不如南方气候宜人。
墨菲定律所言：越害怕什么事情往往发生什么事情。
本来反对迁都之人就占大多数，迁都不久还发生了在当时看似很不吉利的事。永乐十九年四月，新修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受雷击而化为灰烬。北方人应该都了解，四月份的天气应该属于温暖的春天，一般不会有这么恶劣的雷电天气出现，雷击事件在当时被看成执政者失误而带来的，因此朱棣下旨让大臣们指点迷津，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在很多大臣眼里，朱棣迁都就属于不当行为，所以礼部主事萧仪把雷击三大殿事件罪责完全归咎于迁都，他认为“轻去金陵，有伤国体”，
把大明的血脉摞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情。换成一个没有主意的皇帝的话，可能就被大臣们的上书动摇了决心，偏偏这位皇帝是朱棣，他一旦认定某件事情以后就不会轻易改变。
朱棣将萧仪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当然朱棣这样的做法很显然有“杀鸡儆猴”的用意。大臣们有了前车之鉴，进言上书之时也变得委婉许多，从一些现实问题说明迁都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劳民伤财等。
朱棣对于这些进言之人很恼火，但他又不能像对付萧仪一样对付大部分大臣，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让迁都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在午门外跪着辩论，毕竟真理是越辩越明，不过朱棣选择的是在一个雨天让大臣们辩论，因此明朝历史上就多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场景。被大雨淋湿的大臣们分跪在两边，在雨中打着“嘴仗”，要说明朝的大臣们还真的很有耐心，一天时间竟然没有辩论出结果，第二天接着辩论，单说跪一天就够受的，更不用说在雨里跪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