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载道之文未可非，要看所载道何归。
果能载得民为贵，此道千秋不可违。
组诗《论诗文七绝》，写于1948年9月，共六首。这里选的是第一首。
这首诗集中反映了郭沫若的文艺观。他在组诗《小序》中特别声明，说这些诗“统括着自己对文艺的看法。”郭沫若不仅是个杰出的诗人、戏剧家，而且是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丰富、多样，多为个人创作经验的感受，且有独特的看法。作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郭沫若，早期力主“自我表现”、“主情主义”，二十年代后期，又倡导“革命文学”。‘到了四十年代，.又积极鼓吹“人民文艺观”。诗中鲜朋地体现了作者“民本主义粉的人民文艺思想。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讲文之“道”，四句诗，连用三个“道”字，一个“道”字从始至终，贯穿全篇。诗的首联，开门见山，直叙题意。“载道之文未可非，要:看所载道何归”是一层意思。
第一句，以“未可非”发问，第二句，以“道何归”作答。是说“文以载道”不可一概否定，要看载的什么道，是什么性质。“文所以载道也。”(周敦颐:《通书· 文辞》)认为文章是用以明道的。!(诗言志”(《尚书》)，主张诗是表达志向，抒发个人感情的。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两种传统美学观点，对我国文学艺术都产生过很深的影响。诗人自注臼:“古人言‘文以载道，，时贤一反旧说，力言‘诗言志’，对于载道之主张一概驳斥。但其实要看载者为何道，所言者为何志，不能一概相量也。”
诗的第二联，“果能载得民为贵，此道千秋不可违”。诗意紧接上联顺承而下，推向更深入一层。“民为贵”、“不可违”是对上联“未可非”、“道何归”的回答。“民为贵”是诗的中心题旨，“文以载道”好，“诗言志”好，最重要的内容是要以“民为贵”为根本。诗人写道:“楚辞满纸柑轩语，历代何人胜屈原”。他认为屈原的《楚辞》因采用民间形式，方育声韵，其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千古不衰，就是这个原因。古代诗人多诉民间疾苛采诗之官也广采民间歌谣。而秦汉以后，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诗人却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而失去优良传统。
所以诗人说，u文章尚合为人民，秦汉而还已失真”。郭沫若认为一种文艺形式即使开初来自民间，只要它脱离人民，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馅媚统治者，也会变质的'。他举元人杂剧为例说，“元室文章百代雄”，在“中国文学中为奇峰突起，因被压迫只能以市井为对象，故多用市井俗语，而其妙在于此。明室代元而后，上层所需又使执笔者有歌功烦德之路可走，于是剧曲也变了质。”他认为凡是人民大众所欢迎的作家，他们的艺术都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就是说，不管是诗还是文，要是果真能以 “民为贵”为内容，那么，这样的“载道”不仅“未可非”，而且也是千秋万世都不能违背的。
这首诗在篇法结构上是严密的，起承转合运用自如，一环紧扣一环，丝丝入扣，符合律诗的一般规律。一、二两句顺承而下，首句用“未可非”起意，第.二句提出 “道何归”把间题深发开去，但不急于作出回答，以启发读者思考问题，继续追间下去。第三句转抉，然而欲转未转，离而不离，以“果能”二字设问，明白点出诗的题旨“民为贵”。第四句关合，以“不可违”作了明确的回答，至此完成了全诗的思想意义。诗做得顺理成章，前后呼应，道理讲得很透澈，逻辑性也很强。句式对仗，语言简洁，明白易懂，也是该诗的一个特点。故此，虽为政论诗，读来却也生动，自然可喜，给人以知识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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