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以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肴，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