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如果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以致当他成为百万富翁时，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他在设宴款待宾客的许多筵席上，面对山珍海昧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如此，他仍然会自慰地想，他能控制政治，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使西方民族具有“进取性”。
当然，中国也有抱负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人们渴求金钱，只是把它看作争取权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并非看重金钱，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活。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事实上，逃离后丧失了权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为了在选举中独占塑头，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我们西方的所谓“高效率”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要大得多。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乾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国，政府懒散、腐败、愚昧，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丧失殆尽、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只有那些在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智。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否正确。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放弃现有的欢乐，终月想着灾难的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是不是一种慎重？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市蜃楼中度过？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疾病和腐败。但是，作为对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乐和讨论哲学。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包括各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