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鼠狱
张汤是杜县人。他父亲当长安县丞，有一次出门去，张汤当时是小孩，父亲就让他在家看门。父亲回家后，看到老鼠偷了肉，就对张汤发怒，用鞭子打了他。
张汤掘开鼠洞，找到偷肉的老鼠和没吃完的肉，就举告老鼠的罪行，加以拷打审问，记录审问过程，反复审问，把判决的罪状报告上级，并且把老鼠和剩肉取来，当堂最后定案，把老鼠分尸处死。
他父亲看到这情景，又看到那判决辞就象老练的法官所写，特别惊讶，于是就让他学习断案的文书。
2、作法自毙
商鞅变法，首先取消了贵族的特权，规定重新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贵族由此失去了无功受禄的特权，对商鞅十分不满。但商鞅有秦孝公支持，贵族虽怀恨在心，仍然毫无办法。
秦国经变法以后，很快强盛起来，生产率大大提高，国库充盈，将士作战勇猛，威震六国。商鞅因变法有功，受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人们从此称公孙鞅为商鞅。
变法过程中，太子的老师触犯了法律，贵族和朝臣对这件事抱着幸祸态度，看商鞅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商鞅为了新法能得以实施，请示孝公，依法严厉地作了公正处置。
太子曾为老师说情，但无济于事，太子对商鞅开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孝公在位二十二年驾崩，太子嗣位，史称惠文王。
贵族们知道惠文王痛恨商鞅，便纷纷制造流言蜚语，有人甚至诬陷商鞅谋反。惠文王十分清楚商鞅没有谋反的动机，更没有谋反的可能，但是为报恩师之仇出气（一说惠文王是为了揽权，且暂时麻痹秦国老氏族），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自孝公死后，自知失去靠山，不敢久居京城，返回自己的封地。当他风闻有人诬告他谋反的消息后，情知早晚必罹杀身之祸，便只身逃出家中，打算潜往它国，躲灾避祸。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寒鸦背着夕阳余辉，结队归林。商鞅急于逃离秦境，匆匆赶路，来到关下，不想被守关军士拦住，声称“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这才意识到必须投宿住店。他来到一家旅店，要求住宿。
老板走出来说：“既是客人我们当然欢迎，请问您是谁，弄不清身份，我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走出旅店，仰天长叹： “我这是作法自毙呀！”
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那刑罚十分残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即用五辆车分别用绳索缚住受刑者的头部与四肢，然后驱赶着马，将人活活撕成六段，令人耳不忍闻。
惠文王杀了商鞅，却继续执行商鞅的政策。秦国日益强盛，为赵政（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
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3、太守断牛
南北朝时期，于仲文曾经担任过北周时安国太守。郡里有一家姓任的、一家姓杜的，都说自己家丢了牛。
后来，任家找到一头牛，杜家却说牛是自己的，两家各执一词，告到州郡（jùn），州郡长官审来审去，判断不出到底谁在撒谎，案子也一直拖着。
益州有一位官员替他出主意说：“你去向于太守求助，太守一定有办法。”州郡长官照办了。
于太守听了听案情，说：“这案子很容易解决。”他让两家各把自己的牛群赶到郡衙（yá）前面，又让人把要认领的牛放出来，松开绳子。要认领的牛慢腾腾地走进了任家的牛群。
于太守之前又命令属吏悄悄把要认领的牛身上弄出了一点儿伤，借此观察两家的反应。任家见到牛的伤口后心疼不已，杜家却一副无动于衷（zhōnɡ）的样子。于太守据此判决，将牛断给了任家，杜家服罪而去。
4、巧断命案
向敏中在西京任职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有名和尚路经一村落，见天色已晚，就央求屋主请求借住一宿，但被屋主婉拒，不得已，和尚只好暂且栖身屋主停放在屋外的车厢里。
到了半夜，和尚突然惊醒，看见一名贼人背着一名妇人，手上提着包袱翻过屋墙后，匆忙离去。和尚不由在心中盘算道，早些时屋主拒绝我入屋借宿，如今若这屋主发现妻子跑了，财物也不见了，明天一定会找我算帐，不如赶紧离开此地。
不料和尚因心慌没留意，竟误坠一口枯井中。坠入枯井后。才发现那位随强盗翻墙逃逸的妇人，已被强盗灭口，弃尸井中。
第二天，屋主果然循着脚印追踪至到井边，把和尚送进官府，和尚百口莫辩，只好供认，自己先诱拐妇人携带财物与自己私奔，但因害怕屋主派人追捕，只好杀了妇人再投井弃尸，而自己也因不小心而落井，至于放在井边的财物，则不知是何人取去。
狱卒将报告呈送府台，府台认为罪证确实，应即宣判。只有向敏中认为赃物遗失非常可疑，于是单独审问和尚，终于得知实情，于是派密探到各地访查。
一天，密探走进村落中一家小吃店吃饭，老板娘听说他从府城来，就问他：“和尚杀人的案子，现在有没有新的发展？”密探故意骗她说：“昨天已判刑处死了。”
老板娘问：“如果现在抓到真凶会怎么样呢？”“这件凶杀案已结案，和尚也处死了，即使抓到真凶也没有差别，官府不会再过问了。”
老板娘说：“这话听了真难过，那妇人是我们村子里一个叫某甲（人的代称）的年轻人杀的。”接着把某甲的住处指给密探看，密探于是循所指方向将某甲逮捕并取出赃物，某甲坦承罪状，和尚也无罪释放。
5、断案如神
张咏做杭州知府时，有一个名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沈彦分家产不公平。张咏问明事由，说道：“你两兄弟分家，已分了三年，为甚么不在前任长官那里告状？”
沈章道：“已经告过了，非但不准，反而受罚。”张咏道：“既是这样，显然是你的不是。”将他轻责数板，所告不准。
半年后，张咏到庙里烧香，经过街巷时记起沈章所说的巷名，便问左右道：“以前有个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住在哪里？”左右答道：“便在这巷里，和他哥哥对门而居。”
张咏下马，叫沈彦和沈章两家家人全部出来，相对而立，问沈彦道：“你弟弟曾自我投告，说你们父亲逝世之后，一直由你掌管家财。他年纪幼小，不知父亲传下来的家财到底有多少，说你分得不公平，亏待了他。到底是分得公平呢，还是不公平？”
沈彦道：“分得很公平。两家财产完全一样多少。”又问沈章，沈章仍旧说：“不公平，哥哥家里多，我家里少。”沈彦道：“一样的，完全没有多寡之分。”
张咏道：“你们争执数年，沈章始终不服、到底谁多谁少，难道叫我来给你们两家一一查点？现在我下命令，哥哥的一家人，全部到弟弟家里去住；弟弟的一家人，全部到哥哥家里去住。
立即对换。从此时起，哥哥的财产全部是弟弟的，弟弟的财产全部是哥哥的。双方家人谁也不许到对家去。哥哥既说两家财产完全相等，那么对换并不吃亏。弟弟说本来分得不公平，这样总公平了罢？”
1、相传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
这条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后来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地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
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孔子说：“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
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
孔子还说：“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
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圣人说，子贡此举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
自子贡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而且如果他们求国家给一点点补偿的话反而被人唾骂。
很多鲁国人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
2、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创了依法治国开始。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追杀，他逃到秦国的边界的一个旅馆那里要投宿，因为逃亡没带证件，旅馆的人不让他住宿，他问为什么，旅馆的人说是商鞅规定的，不登记证件而住宿是要被处罚的，所以他宁愿不赚这个钱也不让商鞅住宿。
他说他就是商鞅，但旅馆的小伙计哪认识商鞅啊，坚决不同意让他住宿，商鞅只好露宿街头。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就是依法治国了。
3、唐朝贞观年间，允许人们自报在隋朝的资历，对谎报资历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限期自首，否则以死罪论处。之后不久，一个叫柳雄的人谎报资历的事败露了，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戴胄依法判其流放。
唐太宗很生气，召见戴胄说：“我已颁发诏书，对谎报资历而不自首的人处以死刑，而你只判他流放。这不是明明告诉天下人，皇上说话不算数吗？”戴胄平静地说：“皇上如果抓到柳雄当场杀了，大理寺管不着，现在你既然把他交给大理寺，我就得依律判刑。”
太宗大怒：“你守法，却让我失掉信用。”戴胄说：“法律是朝廷向百姓公布的最高信条，皇帝因一时喜怒惩罚他人，不应效尤，如今依法惩治柳雄，这是皇帝舍小信而存大信。是真正的取信于百姓啊！”唐太宗深感戴胄的良苦用心，遂收回了成命。
4、隋朝初年，朝廷虽严令禁止，但仍有人在集市上使用劣币。一次，巡逻的将士逮住了使用劣币的人，隋文帝下令将那人处死。大理寺少卿赵绰说：“按照法律，这个人只该受杖刑。”文帝生气地说：“这事与你无关。”
赵绰回答说：“陛下既然任命我为法官，这样草菅人命，怎能说与我无关呢？”文帝怒说：“一个人想撼大树，若见树不动，就该知趣地站到一边。”赵绰说：“我不想撼大树，只想维护朝廷的法律。”文帝大怒：“你若庇护此人，就不能保护自己，我先把你杀了。”
赵绰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可以用忤旨的罪杀我，但决不可滥杀此人。”说完，赵绰走下朝堂，解开衣衫，准备受刑。这时候，隋文帝也想到杀赵绰太没道理，就对赵绰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赵绰跪在地上，挺直了腰说：“臣一心执法，不怕一死。”文帝冷静下来后，觉得赵绰没错，于是赦免了他，并赐给他三百匹锦缎，以示褒奖。
他执法严明，一丝不苟，深受人们敬重。
有一次，由于下属调查失误，他误断案件，枉杀了一个无辜。
当得知真相后，他把自己关了起来并请求晋文公判自己死刑。
晋文公以主要过错在于下属官吏为由赦免了李离。
听到自己被赦免，李离正色说道：“我当官为长，没给下属让位;我受的俸禄多，没与下属分利。
现在我错判误杀，却要把罪过推给下属，这怎么能成呢!” 面对如此“一根筋”的官员，晋文公显得有些不高兴了，问道：“你的下属办错了案子，你自认为有罪。
那么我是一国之君，你出了差错，我也有罪呀!”李离答道：“我身为典狱官，负有典狱官的法律责任。
错施刑者就该受刑，错杀人者就该受杀。
主公正是因为我能察微识疑，才任命我为典狱官的。
如今我听错案情而杀人，就该治我的死罪!” 最后，李离不肯接受赦免，拔剑自杀了。
李离奉职循理，为法伏剑，被历代所称赞。
观近年来平 反的杭州叔侄冤案，从未听过冤案炮制者女神探的任何歉意，而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也仅仅是一个不对外公开的内部处分，处罚力度如何不言自明;沸沸扬扬的呼格冤案，十八年后才得以平 反。
责任人是逮捕了，只是，冤案对被害者家属的打击、对执法者职业形象的破坏以及带给人们的心灵冲击，却不是法院的一纸判决能够将救赎的。
可见，李离虽是一根筋，但这个世上能多些“李离”，无论于国于民，都不是坏事。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张汤在西汉武帝时曾任廷尉、御史大夫，一生主持审判许多重大案件，用法严酷。他小的时侯即已显露出作法官的潜质。一次他父亲外出，他一人在家，老鼠将肉偷走。他父亲回来，很生气，动手打了他。张汤遂挖掘鼠洞，将老鼠捉拿归案，老鼠偷的肉还没有享用完，“鼠”赃俱获。张汤按正式审判程序，审讯老鼠，记录供词，写成文书，最后定罪判决，处老鼠以磔刑。其父回家看到他写的供辞文书如同出自一个老练的狱吏之手，大为惊讶。以后遂让张汤书写判案文书。 三尺法
杜周是西汉时有名的酷吏，为人持重少言、内心阴刻。皆任廷尉、御史大夫。汉武帝对他颇为欣赏。什么原因呢？一是因为他逐捕深治，二是他治狱，专以皇帝旨意为准。皇帝所讨厌的人构讼，他就枉法而陷之：皇帝欲开释的人，他就网开一面，找借口释放。有人就此责问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所谓三尺法指的是写在三尺长竹筒上的法律条文。对这样的责问，杜周一笑置之，振振有词地说：“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应该说，杜周道的是实情，说出了封建社会里十分普遍的执法心态和现象。杜周能坦率承认这一点，还有几分可爱之处。 太守断牛
于仲文曾任北周时安国太守。他任太守时，有任、杜两家各失其牛。后来任家得到一头牛，两家都说是自己家的牛，各执一词，州郡长期不能断决。益州有一位官员说：于太守必有主意。于仲文接手此案后。说“此易解耳。”他令两家各把自己的牛群驱至郡衙前，又令人把要认领的牛放出来，结果要认领的牛走入任家的牛群。于仲文先前又令属吏悄悄微伤要认领的牛，借此观察两家的反应，任家见到后心疼不已，而杜家则无所谓。于是于仲文便据此下判将牛断给任家，杜氏服罪而去。 法当有常
狄仁杰是唐朝有名的大臣，仕宦历经高宗、武后两朝。他任大理丞时，一年之中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时称平恕。有一次，武卫大将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狄仁杰奏罪当免职。唐有宗勃然作色，下令立诛权善才。狄仁杰又奏权罪不当死，高宗说：“善才陷我不孝，必须杀掉他才解我心头之恨。”左右的人听到这里，都朝狄仁杰使眼色，叫他离开殿廷，狄仁杰却不慌不忙地说：“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雄，臣遇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百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一番说既婉转得体，又顾全了高宗的面子，其态度才缓和下来，善才幸免一死。 智破杀人案
向敏中，宋初名臣。明辨有才略。他作太守的时候，有一个过往和尚夜里向一个民家借宿，主人不同意，他只好睡在门外车厢里。半夜时分，有强盗到这户人家行窃，把一个妇女连同财物一起偷了出来。和尚此时没有睡着，看个清楚。他心想主人没有让自己留宿，现在主人丢了财物及妇人，天明以后肯定要拿洒家见官，到那个时候自己虽百口莫辩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想到这里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离开倒霉的嫌疑之地。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荒草中，一个不慎掉人一口枯井。巧的是那个妇人已被强盗杀死，尸首也被扔在枯井中，和尚连声叫苦。第二天，主人四处寻找，在井中发现了和尚和妇人尸首，不由分说，扭送见官。和尚被屈打成招：“与妇奸，诱与俱亡，恐为人所得，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也坠井中，赃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和尚被问成死罪。一审结案后，送到二审，二审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惟独向敏中始终以赃不获为疑，再三讯问和尚，和尚万念俱灰，只说一句：“小僧或恐前世欠这个妇人的，当以死相报。”最后被向敏中问急了，和尚才说实话。向敏中暗地里让僚属四处查访真凶。一天，一个僚属到一个村头小饭店吃饭，饭店老太太听说他从府中来，问他说：“和尚那个案子怎么样了？”属吏骗她说：“昨天已被打死了。”老太太又说：“那如果抓到真凶怎么办呢？”属吏说：“案子已结，只好将错就错，就是抓到真凶也不能再问了。”老太太说：“那我就可以说了，那个妇人实际上乃是此村少年某甲所杀。”属吏说：“这个少年在什么地方？”老太太指示其舍。属吏约会同僚将少年抓获归案，一审讯，少年全部承认，赃物也起到了。和尚之冤终于洗雪。向敏中办案才能使一府惊服。 换舍止讼
张齐贤是宋初名臣，擅长决狱。真宗时，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诉讼。又曾入宫自理真宗前，真宗躬听狱讼，也不能决。张齐贤听说后，说：“是非台府所能决，臣请治之。”张齐贤坐相府，召讼者问曰：“你非以彼分财多，你所分少乎？“皆曰：然。他即把他们的诉讼请求记下，命手下人将他们带回家，两家交换住处，财产不动，甲家住进乙舍，乙家住进甲舍，甲家的财产归乙，乙家财产归甲。两家无词，就此息讼。真宗大悦，说：“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额痕为断 张泳，宋初名臣。一次，有个和尚行止不明，有犯罪嫌疑，被张泳下属拘留。张泳看了这个和尚一会，说：“对他刑讯，他可能是个杀人犯。”经过审讯，这个人果然是个假和尚，负案在逃。他杀死一个僧人后，把他的东西据为己有，自己剃发为僧。僚属问张泳何以知其有杀人嫌疑，张泳说：“我见其额上犹有系巾痕也。”
讲述了宋徽宗赵佶如何法外施恩的趣事。宣和年间，宋徽宗下令元宵节前后皇城对平民开放。人们可以在大街上燃放焰火与鞭炮，还可以连续几天观游灯展，京城真是热闹繁华到了极致。元宵节当天就更热闹了，天子在宣德门上观灯听戏曲，百姓则在城楼下的大街小巷上狂欢，每个人还可以领受到宫廷的赐酒一杯。正当赵佶为皇城一片与民同乐的景象而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告称有一名女子，她品用完了御赐的美酒后还想把金杯占为己有。她也被警觉的侍卫押送宋徽宗面前接受处罚。
宋徽宗见那女子表现镇定，问她是否知道自己的盗窃行为违反大宋律法。聪明的女子诵《鹧鸪天》词回答了宋徽宗。“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这段词说了些什么呢，我试着给大家做翻译。
她聪明地为自己辩解道：“今夜明亮的月亮悬照在夜空，精致的花灯也十分光彩耀眼。今天我和夫婿手拉手一起去观灯，一路上有说有笑，一直逛到了宫殿南正门，小女子因为迷恋贪看那些白衣女子表演的歌舞，想不到我们被人群挤散了，自己平时很少出门，一时间又找不到回家的路，一个人在人群里转来转去，眼看天就要亮了，正在焦急无奈间，突然听到传宣说皇帝尝赐每人一杯酒，于是我也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并将金杯揣入怀中，原因是害怕回家被翁姑责问，想以此作个证明。”面对皇帝的威仪，一般的小女子大概早就魂飞魄散，跪倒求饶。可是这女子竟然从容诵出《鹧鸪天》。结果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就这样窃杯女子凭借机敏和才华，把一场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名誉扫地的危机不但顿时化解，而且还留下这样一段佳话和一首委婉自然充满民间趣味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