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在吸纳前贤成果的基础之上，成功地写作了一部"人类"通史。
传记与颂歌两种体裁互相影响，互相竞争。杜铎作品开篇的献辞是写给公爵的，与此前传记常见的献给同僚（院长或主教）的信又有不同。在传记的开篇，杜铎简要讲述了族群源流并将圣经知识、加洛林时代蛮族迁徙故事结合进新的族群传说之中。
他在揭露了第一批丹麦人的罪行之后，笔锋一转，开始歌颂诺曼底公爵的先人。这自然与杜铎乃是接受公爵的委托进行写作有关，他撰写的是官方传记。由于俗人传记与圣徒传的作者大体都是教会人士。
所以，这两种传记之间日益趋同，彼此相似，虽然主要以讲述传主的世俗业绩为主，但是，最终以传主的宗教态度是否虔诚作为依据，进行褒贬。这种宗教态度并不是抽象的神学思辨，而是以传主对教会的态度是否友好为具体评判标准。
是赏赐土地和财富给教会，还是剥夺教会；是礼敬主教和院长，还是贬抑神职人员。由于精明强干、文治武功显赫的王侯往往需要获得教会的资源，乃至剥夺教会，用以开疆拓土，无形中得罪了教会。
所以，他们在史书中的形象往往不那么正面，如12世纪的英王亨利二世；而那些统治软弱的君王，往往对教会大量赏赐，厚待神职人员，因此，虽然治国无能，却得到教会的高度褒奖，成为"贤王"甚至"圣王"。
这种评价方法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是非标准之外增加了宗教的标准，有利于从新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也警告君王不要一意孤行。王侯传记积累多了，就很容易联缀而成王国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与《阿尔弗雷德传》在内容与形式上多有雷同。
这部当时罕见的方言史书最初于9世纪编订完成，自449年撒克逊人登陆不列颠开始讲述，叙事至890年左右。此书随后被不同的英格兰修道院传抄，各自续写，形成了众多的版本，反映不同地区的史事。
其中的"彼得伯勒本"叙事最晚，至1154年亨利二世上台，安茹王朝开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宝贵之处在于，自900—1066年诺曼征服的百余年间，除了相当简要的伦尼乌斯（Nennius，活跃于9世纪中叶）的《不列颠史》（Historia Brittonum）之外。
不列颠群岛上的历史作品非常稀缺。诺曼征服之后，王朝史才逐渐繁荣，出现了威廉的《英格兰列王纪》、马修·帕里斯的《大编年纪》等。法国方面，12世纪中期之后，王室委托圣德尼修道院替他们写作官方传记。
这些官方传记按照编年的顺序，以国王登基为开篇，叙述至国王去世，讲述王国领地内发生的重要事情。13世纪中叶，圣德尼修道院开始汇编这些传记，进行系统性整理，编订了著名的《大编年纪》。
而在神圣罗马帝国，12世纪的奥托（Otto ofFreising，约1114—1158）以主教、修士、大学者和皇亲国戚的身份，一方面写作《弗雷德里克皇帝本纪》（Gesta Freiderici Imperatoris），一方面写作《双城史》（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duabus civitatibus，又称《编年史》）。
如前所述，中古通史一般有两种写法，分别采用教会史与俗史的写作框架。写作教会史，大抵以六或七个时代为线索；写作俗史，就以四大帝国为框架。奥托在充分吸纳前贤成果的基础之上，成功地将两种题材合二为一，写作了一部"人类"通史。
包括八个时代（当代之后是末日审判和末日审判之后），以罗马人写到希腊人再到法兰克人（或者德意志人）。该编年史叙事简明扼要，夹叙夹议，取材广泛，不乏考订。既从宗教道德的角度臧否人物，也从王国治理的角度总结政治经验，是西方中古时期最为著名的"通鉴体"史书。
教会领袖也多为俗人，故与帝王类似，拥有"纪事体"传记。他们的传记一般采取列传的形式，由修院或者教堂的神职人员编写，如英格兰圣阿尔班修院的《圣阿尔班院长列传》（Gesta abbatummonasterii Sancti Albani）。
单篇主教传记有匿名作者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传》（GestaInnocentii III）。除了著名的教皇列传外，有名的列传还有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于12世纪所著《英格兰主教列传》（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与君王传记类似，此类传记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也极易演变为编年史，变成教会史之一种。
中古晚期也开始出现更加私人性质的传记，如诺让的吉贝尔的自传。吉贝尔以历史写作见长，除了这部自传之外，还写作了描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法兰克人的奇迹》（Dei Gesta perFrancos）。
其他的名作还有阿贝拉尔（PeterAbelard，1079—1142）的《痛史》（HistoriaCalamitatum，或译为《受难史》），通过讲述自己的辛酸经历，谋求读者的理解和安慰，既为自己辩护，又可以使读者获得教益，缓解自己的苦痛。因此，与奥古斯丁的自言自语不同，可以算得上现代意义的自传。
除了针对自身的回忆录之外，针对他人的回忆录也在13世纪出现。著名的作品自然要数儒安维尔（John de Joinville，约1224—1317）的《圣路易传》，分灵、肉、臣民三个方面讲述，证明圣路易自始至终是最虔诚的俗人。
作者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上是自己6年来作为路易的管家的所见所闻，讲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报恩和教育后人，包括教育当朝的国王和王储们。这篇传记充满细节，描述生动，使读者有跟随作者一般亲身经历之感。
这类作品在法国似乎有传统，16世纪末，孔米内（Philippe de Commynes，1447—1511）写作了《回忆录》（Mémoires），"应维也纳大主教之请，写作我的主人和恩人路易十一的业绩，因此我尽我记忆之所能忠实地完成"。
再如同期罗珀（William Roper，约1498—1537）为其岳父托马斯·莫尔写作的传记，等等。此类作品大抵通过回忆，歌颂传主之德行，与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渊源相通。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普通人的日记与自传。在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许多市民开始写作日记。
据统计，现存自14世纪至16世纪的日记有一百多部。这些日记，主要是作者经商的记录，但也包括对自己财产的描述。皮迪（BuonaccorsoPitti，活跃于15世纪初）的日记中提到，1412年他去找自己的亲戚讨还祖产时，请求查阅"父亲的家庭文书记录"。
在对方回答不知道之后，他说，"我只好借助于我祖父的那些文书了"。于此可见文艺复兴对于书写、档案的积极影响。这些传记大多并不是为了出版供人阅读的。这一时期古典名人传复兴，与圣徒传互争雄长。
早期的代表作品有彼得拉克的《名人传》（De virisIllustribus）和薄伽丘的《名媛传》（DeMulieribus Illustribus）。这些作品一方面抄录古代传记资料，一方面增加中古名人的传记。继承开新，斯之谓也。文艺复兴之盛，通过艺术家传记而得到充分体现。《切利尼自传》用夸张的笔墨，按照时间顺序，自我吹嘘到各地打工的经历。
而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先以序言介绍罗马帝国衰亡以来艺术史复兴的线索，然后分门别类，按照时间顺序和派别，为推动文艺复兴的建筑家、雕塑家、画家写作列传。人物编排借鉴古代哲人传的模式，按照师承关系，依据时间先后，旨在交代各位艺人的艺术风格，并将其作品收藏和鉴赏相互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