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此刻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样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1945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理解。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貌,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50年代,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的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抱怨道: “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总理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 米高扬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
对于周总理,重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站点。在红岩村、在曾家岩,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段传奇。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43天里,大小的宴会达到了十多场,谈判开始时,喝酒也开始了,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但周恩来始终不倒地一杯接一杯往下干,“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
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周思来连干三杯后,微笑着又举起杯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会场陡然静下来,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
宴会结束回到红岩办事处时,周恩来呼出的气充满酒香。工作人员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周恩来耳语一般地喃喃道,“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就这样,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从保卫、饮食和起居方面,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这位战友。
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小故事有很多,
在一次采访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
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小故事还有很多,他永远是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