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英、德、法、美、日等科技发达的国家竞相开展原子能用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人类掌握了核武器。核武器出现于世界军事武库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军事战略依赖于国家实力的大小，而国家实力的标准，是以能够以国家军事力量保护其国民免受攻击的能力来衡量；然而，“核时代已经破坏了这个传统的衡量方法”。人们必须优先考虑核武器的作用，以及掌握这种武器所产生的力量上和心理上的威慑影响，从而核武器也就左右着有核国家的军事战略思想。与此相关，核武器也给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要素，特别是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更使核武器问题成为影响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影响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战结束不久，美国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学者即开始对核武器在国家战略中所起作用进行研究，但其视野仅限于军事战略，较少论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6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一研究行列。特别是到了60年代中期，美国官方公布一些档案文献，学术界开始对美国外交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同时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也促使学者们反思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所谓的“修正学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Alperovitz)出版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原子外交》。从严格意义上讲，《原子外交》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其重点也只是研究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一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及其对美国外交和美苏关系的影响；但阿尔佩罗维茨在书中所提出的论点，对有关核时代的外交的研究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阿尔佩罗维茨早年留学英国，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即对原子弹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1965年，阿尔佩罗维茨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原子外交：广岛与波茨坦：原子弹的使用与美国同苏联力量的对抗》。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他的著作所提的观点是“对许多流行观点的挑战”。阿尔佩罗维茨在书中强调了其主要论点：“原子弹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我相信新的证据不仅证明原子弹影响了外交，并决定了杜鲁门推行强硬政策、迫使苏联在欧洲做出让步的一系列外交行动。”同样它也影响了美国的远东的战略决策。
阿尔佩罗维茨用了较多笔墨论述了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改变”罗斯福与苏合作的政策、推行“强硬路线”、对苏联“立即摊牌”战略。阿尔佩罗维茨指出，新总统本人并无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在改变罗斯福的政策、推行“立即摊牌”战略的过程中，他深受其顾问的影响。阿尔佩罗维茨特别研究了驻苏大使哈里曼在“立即摊牌”的决策中的作用。哈里曼在罗斯福任内就开始要求改变对苏政策，但屡遭拒绝。新总统入主白宫后，哈里曼多次向杜鲁门陈述己见。哈里曼提出的战略可归纳为：美国必须反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因为美国拥有压倒一切的经济力量，而苏联有其巨大的重建需求，这样，美国就处于特别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重新考虑罗斯福的政策是必要的；一种强硬的立场和立即进行富于象征性的摊牌可以使俄国人认识到，他们继续控制东欧只能自食其果；由于美国经济援助对俄国人如此重要，那么，美国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持坚定立场而无风险之虞。阿尔佩罗维茨指出，不仅仅是哈里曼，几乎政府中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有这种自信，而这恰恰是美国政策中“最引人瞩目的特征”。
阿尔佩罗维茨还对当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约翰·迪恩将军的思想进行了研究。迪恩通过1945年初的一系列考虑认为，以西伯利亚作为轰炸日本的基地，以及开辟这一地区新的运输航线是不值得的，这是对美苏合作进攻日本的战略设想的否定。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持同样态度。
经过考虑，杜鲁门采取了标志着实施“立即摊牌”战略的两个典型行动：一是杜鲁门4月23日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会谈；二是突然取消租借法。阿尔佩罗维茨认为，在波兰问题上摊牌后取消租借法，其目的肯定是向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它向美国的外交政策让步。而这两个行动都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阿尔佩罗维茨指出，这就清楚地表明，经济压力不可能使苏联对美国的政策让步，“立即摊牌”战略是失败的；美国应该进一步施加压力，谋求与苏联面对面的交锋。同时，“立即摊牌”战略还遭到了保守的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反对，要求美国采取新的对苏战略。
阿尔佩罗维茨突出了史汀生对“立即摊牌”战略的反对。史汀生的反对并非是害怕在未来对日作战中失去苏联的帮助，而是担心美苏关系的恶化将危及“世界的整个和平”。史汀生认为与苏联的合作是欧洲稳定的关键；如果欧洲经济恶化，将导致混乱、革命和战争。他特别要求在中欧——德国、奥地利同苏联进行合作，强烈反对“摩根索计划”。史汀生认为推迟所有的外交分歧，可以使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为此，史汀生建议：1，在主要问题上的对抗要推迟到原子弹的试验之后；2，要接受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哪怕是暂时的；3，美国的政策不要为丘吉尔所左右（丘吉尔一直主张对苏强硬）；4，要采取一些措施说服苏联在中欧地区与美国合作。阿尔佩罗维茨把史汀生的建议称为“拖延摊牌”战略。
史汀生把其决策重点放在原子弹上，因为他认为，没有正确地评价原子弹的作用，就不能实质性地讨论一些重大而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原子弹而与苏联讨论欧洲、远东问题是“不成熟的”。但这些建议同杜鲁门大多数顾问产生了冲突。在“立即摊牌”战略失败后，杜鲁门面临着政策选择：是继续推行“立即摊牌”战略，还是采纳史汀生所提供的“拖延摊牌”战略。通过慎重考虑，杜鲁门同意后一种建议。阿尔佩罗维茨认为，杜鲁门需要的是时间，以等待原子弹的成功，并为此做出了象征性的“政策修改”。
阿尔佩罗维茨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鲁门的“政策修改”：派霍普金斯出访苏联；恢复租借法；在德国问题（赔偿及德军舰艇的分配等）上暂时同苏联进行合作。阿尔佩罗维茨特别强调了霍普金斯使苏的作用，他指出这个举动并不是一个失败，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苏联单方面解决波兰问题，并争取时间，“是为未来外交扫清道路的一个微妙的外交胜利”。
在分析“拖延摊牌”的战略考虑及形成过程后，阿尔佩罗维茨总结说：“到1945年5月底，杜鲁门及其顾问相信，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武库中是唯一、也许起码是有效的武器，而原子弹将大大增加美国外交力量的这一信念，已主宰了大多数美国重要决策者的思维，因此，当霍普金斯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史汀生、贝尔纳斯和杜鲁门正焦急地等待着原子弹的试验。他们相信一旦原子弹试验成功，将增加美国的力量，对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取得美国政策的目标是有用的。总而言之，以后进行摊牌则可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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