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
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
《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