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皖人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称“我中华已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言诚哉斯言，变局有三，一是武器，二是制度，三是人。自林则徐虎门销烟后，1840年6月，中英两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方战败，白银外流，自然经济解体，同年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至1856年至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洗劫并火烧圆明园，还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封闭的内循环状态，无外界因素的干扰，封建帝制逐步达到巅峰。然而，一旦外界势力介入，必定会受到降维打击。清政府统治阶级还未觉醒，反而底层劳动人民开始觉醒。于是，在历史滚轮中，第一次探索出现——太平天国运动，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冲击了孔子与儒家的正统地位，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并在打击侵略者方面做出贡献。
然而，在此次探索中，虽然出现了《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等进步性社会发展方案，但由于太平天国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非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代表，第一次来自农民的自我探索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探索来自清政府的自我探索——洋务运动，目标明确，即自强、求富。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切看似告诉中国人，中国已经百废俱兴。然而，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布了洋务运动30多年的失败。
当时身为亚洲第一的超级海军战队的中国，为何会输给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日本呢？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渐渐有为之士也清楚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器械已变，而制度腐朽落后。于是在维新派的支持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事”的谕旨，戊戌变法开启。然而，由于守旧派的顽固阻挠，变法仅维持百日，戊戌六公子惨遭杀害，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离海外，第三次探索依旧宣告失败，独留下唯败悉一历史产物——京师大学堂，实为惋惜。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第四次探索——辛亥革命的大爆发，明确领导阶级，逼迫清帝退位，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覆灭。孙中山渴望建立共和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然而，时局复杂，帝国主义强烈干涉与破坏，革命自身也具软弱性与妥协性，导致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复辟帝制，采用总统集权制，辛亥革命失败。
第五次探索——新文化运动的开启，既然制度已变，但中国饱受挨打的局面明显没有扭转，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开始意识到，要变化的应该是国人，即改变中国人思想中那些封建毒瘤的残余，避免侵蚀。以陈独秀为首发布《新青年》，开始尝试挽救共和制度。儒家那套温柔儒雅的思想虽能在“礼”方面起作用，但已无法顺应当时政治制度的需要，新文化要求废孔教、除八股，提倡白话文，拥护民主与科学，但此运动缺乏现实性，空大，无法正确处理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无法相契合。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于北京天安门前大爆发。在历经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后，斗争主力发生转移，由学生到工人，运动中心由北京至上海，使阶级革命转化为群众革命。这场运动不仅体现着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且一批中国先进的积极分子受到了十月革命新思潮的影响，1921年7月3号，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8月3号于“红船”中诞生中国共产党，并确立了党的名称与党之纲领，这更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过程中反复探索的最终结果。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各种社会思潮充分激荡的情况下，就一直在探索与筛选好的制度。然而，始终无法找到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相契合的制度与思想。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真理性而被历史与人民所选择，这是必然的。以上，是我对“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觉醒、探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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