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不葬入咸阳原而葬于白鹿原,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不违昭穆制度。
二、丧葬从俭不治坟。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公元前157年),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薄姬,汉惠帝刘盈的弟弟。
刘恒是西汉第三位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之一,几乎可以满足我们对仁君的所有想象——汉文帝刘恒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汉文帝在政治上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减省刑罚,废除连坐,废除肉刑(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
经济上以安民为本,“偃武兴文”,减轻农民徭役,成年男子每三年服役一次,这在封建史上从未有过。减省赋税,他两次将田租税减半,先减为1/15,后又减为1/30,以后成为汉朝定制。
经济上准许私人铸钱,准许私人开矿,开放渔盐资源,从而使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军事外交上继续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友好交往。汉文帝厉行节俭。
刘恒在位23年,没有修建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仪仗车骑,自己穿着草鞋上朝办公,龙袍破了让皇后补一补再穿。
在历代中国帝王中,刘恒是一生都注重简朴的皇帝。
汉文帝还关心百姓疾苦——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由国家供养,每月发给他们米,肉,酒。
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增发麻布绸缎做衣服,而且必须由县丞亲送。
汉文帝也事母至孝。
母亲薄太后患了重病卧床3年,他常在晚上自己衣不解带亲自护理,母亲所服的汤药,他都要亲口尝过后才放心地让母亲服用。“二十四孝”之一亲尝汤药就是讲的汉文帝。
汉文帝在生前,对自己身后的丧事也进行了节俭安排,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因此宋代儒家宗师朱熹称赞他“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在儒家学者们看来,汉文帝的仁德可能仅次于尧舜,甚至连唐太宗李世民也比不上他。汉文帝这样的仁德之君,可惜天不假年,在他四十六岁时病逝。他病逝之后葬在哪里是个问题。
首先,葬在咸阳原不符昭穆制度。根据我国古代的宗庙制度规定,天子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士立一庙,庶人无庙。
昭穆制度是我国古代宗庙制度之一。根据昭穆制度,始祖的牌位放在最中间,左昭右穆。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二世为昭,三世为穆,依此类推,因此,二四六世为昭,三五七世为穆。
这样一来,在昭穆的排列中,父子始终异列, 祖孙则始终同列。另外在墓地的葬位也同样以此为标准分为左右次序。 在祭祀时,子孙也按照这次序进行祭祀。
刘邦是大汉的始祖,汉文帝做为刘邦的儿子就是二世皇帝。可是汉文帝刘恒继位前,还有一个汉惠帝刘盈,也是刘邦的儿子,算起来也是二世皇帝,应该是昭居左。
那么问题来了,汉惠帝应该是昭,陵址已经在长陵左边。汉文帝刘恒也是昭,却不能再把陵墓摆在刘邦左边,以免左右不对称。
可汉文帝又不能把自己的陵墓放在右边的“穆”,辈份不符。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另外再找一片陵园。因此汉文帝的霸陵就葬在白鹿原上。
第二个原因,葬在咸阳原不符合汉文帝丧葬从俭要求。汉文帝之前,皇帝的陵墓都是掘地为坟,然后在陵墓上用封土堆起高大的坟头。
而汉文帝遗诏明确要求丧葬从俭不治坟,那就只能依山而建。咸阳原上没有合适的山丘,而白鹿原上的小山丘正好适合汉文帝选择陵址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汉文帝选择离开咸阳原的重要原因。
这样,霸陵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依山凿穴的皇帝陵墓。依山而建自然没有坟头,也无封土。至于内部结构,史书没有记载,无从得知。两年后(公元前155年),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病逝,也葬于白鹿原霸陵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