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二十七日,东汉帝国的京师洛阳火光冲天,一片大乱。首席辅政大臣、大将军何进被宦官头子张让、段珪设计杀死。中军校尉袁绍、虎贲中郎将袁术兄弟带领大批武士,将南、北两宫团围住。
张、段二人被迫携少帝刘辩、何太后以及皇弟陈留王刘协等数十人逃到了黄河渡口小平津。深夜,河南中部掾闵贡带领追兵赶到,按剑大骂,历数其罪恶,并手杀数人。
张让、段珪吓得魂不附体,连连作揖,然后跪下向少帝刘辩叩头道:“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愿陛下自爱!”然后投入滔滔激流中,随行者皆落水而死。
至此,猖狂霸道、为非作歹近百年的宦官集团彻底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东汉帝国也四分五裂,名存实亡,陷入了军阀混战中……
在东汉帝国二百多年的政治博弈中,以皇帝为中心,朝臣、外戚、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围绕着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展开了一场场触目惊心的死亡博弈。
最终虽然表面上是以朝臣集团的获胜而告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取代东汉帝国的曹魏政权,却是宦官头子曹节的后人,而最终灭掉曹魏取而代之的司马氏家族,才是这场大搏斗的真正胜利者。
关于政治权力构架的设计,是困扰了中国历代王朝三千年的大问题。这是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武王克商之后,不久即病死,成王年幼,周公作为首席大臣辅政。
从此形成惯例,首席辅政大臣代表天子具体施行政务。从二周到秦、汉,大致形成了传统。如周公、召公、霍光、王凤、王莽等人,都是辅政大臣执掌行政权权的例子。
东汉帝国大致沿袭了西汉的政治制度。当初,汉高祖刘邦在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之后,又汲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他最需要防范的是朝臣集团,尤其是如萧何、韩信、彭越、英布、曹参等人。
在采取肉体消灭的措施,消除了主要功臣的威胁之后,为了长治久安,他认为郡县制度虽好,但分封制也不可废。为了确保刘氏帝业的千秋传承,决定实行郡国制——稍作改良的郡县制。即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郡县制,将部分刘氏皇族分封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作为诸侯,拱卫中央,以防时变。
但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让历代皇帝对诸侯的势力过大产生了警觉,开始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此后的汉武帝下达了“推恩令”,促使各诸侯国“碎片化”,降低其对中央的威胁。但这一政策带来了极大负面作用,就是过度重用外戚,如霍光、王莽等人,旁系宗室诸侯衰微。最终导致霍光擅权、王莽代汉自立的严重事件发生。
在西汉时代,朝廷的权力斗争,主要是在朝臣(尤其是开国功臣)与外戚之间展开,宦官势力虽然存在,但尚未成气候。宦官势力是在宣帝末年开始萌芽,到了元帝时代达到鼎盛,弘恭、石显虽然显赫一时,却未造成太大的影响和破坏,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但这种局面到了东汉时代却大为不同。除了朝臣、外戚这两股巨大的政治势力之外,宦官集团作为十分强劲的一极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中心主角,与朝臣、外戚形成鼎足三分之势。
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掌握了最高权力,就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将最高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并传之子孙,千秋万代,永世不绝。这是历代开国帝王的梦想,光武帝刘秀也不例外。
东汉帝国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汉开国之后,皇帝虽然掌握着最高权力,但在传统的辅政制度下,国家的具体行政事务的如何处理是一个大难题。
东汉开国之初,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灭亡的历史教训,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为了避免霍光、王莽这样的权臣再度出现,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措施。
他加强了尚书台的职权,扩大了它的机构,增设很多属官。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这些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其地位和待遇虽然无法与三公相比,但其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一个辅政大臣是否具有实权,主要看他的委任状上是否有“录尚书事”的 加衔,如果有,则是具有实权的辅政大臣,无则仅不过是虚衔而已。
“三公有名无实,尚书有实无名”的格局正式出现。一直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直至东汉灭亡。
在使尚书台擅政外朝的同时,刘秀还加强了内廷的控制。他将设置在宫廷内的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职务,由原来的宦官、士人混合担任,改为一律由宦官担任。从此,负责传达皇帝旨令和诏书以及进呈尚书台文书的权利,就落在了宦官的手中。
刘秀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不可能取得专国大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刘秀的这些举措,直接效果是导致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也间接地为宦官集团的形成和崛起创造了条件。
光武帝刘秀重新改良设计了如此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就对帝王本身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个基本的游戏规则要求,帝王不仅身体要好、要长寿,而且能力还要非常强。非但如此,他还要具有强大的行政事物处理能力。
此外,他还需要精通儒学,自身品德高尚,而且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很显然,这是一个圣人治国的理政模式。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虽然刘秀本人达到了达到这一要求外,明、章二帝虽然治国能力和品行都没有问题,但他们的寿命却不长。尤其是汉章帝只活了三十三岁就离奇死去,直接导致了东汉帝国的政治动荡。
东汉帝国近二百年,总共有十三位帝王,除了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以及亡国之君献帝刘协三人以外,其余没有一个能活过四十岁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六岁。皇帝早死,内斗不止,历代皆如此,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一句话,群小弄权,三方博弈,内斗不息,成为东汉帝国的致命伤!
东汉初年,虽然光武、明、章三朝在对外戚家族进行了一定限制,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章帝时期外戚势力有一定的滋长。章帝死后,外戚势力大爆发,逐渐呈现出“尾大不掉”之势。
章和二年(西元88年)章帝病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的兄长、大将军窦宪乘机弄权,窦氏兄弟并居要职。和帝稍长大,对大权旁落十分不满,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收回了权力。在宦官与外戚的首次对垒中,宦官大获全胜。宦官首领郑众因功封侯,宦官集团从此直接参政,成为多极势力中的重要一极!
汉和帝死后,邓太后立出生才一百多天的殇帝即位,殇帝两岁夭折,再立十三岁的安帝。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骘兄弟又出面把持朝政。邓太后死后,安帝与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合谋废逐邓氏。安帝除了倚重宦官之外,也起用皇后之兄阎显等掌管枢要,一时出现外戚、宦官共掌政权的局面。
延光四年(西元125年)安帝死后,立幼童北乡侯为帝,阎太后临朝。阎显得势,把原来安帝宠信的宦官下狱处死,独揽大权。几个月后,幼帝病死,阎显又为宦官所杀,十一岁的顺帝上台。建康元年(西元144年)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不久冲帝病逝,质帝继位。八岁的质帝少而聪慧,指斥梁冀为“跋扈将军”,旋被梁冀毒死。
梁冀拥立蠡吾侯刘志为皇帝,是为汉桓帝。梁冀专权日甚,大小政事一切独断。延熹二年(西元159年),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先后死去,桓帝早就对梁冀不满,乘机与宦官通谋,发兵围攻梁冀,迫其自杀。在第二次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的较量中,宦官集团再次获胜,从此外戚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趋于衰落。
汉桓帝死后,在刘秀——刘庄——刘炟这一支皇族正脉中,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继承皇位了。窦太后与时任城门校尉的其兄窦武商议,把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扶上皇位,是为汉灵帝。刘宏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窦武升为大将军,以其辅政。
同时任用陈蕃为太傅,胡广为司徒,撑起了局面。这一次,朝臣与外戚联手,准备对付长期以来横行霸道的宦官集团了。但就算这样,还是没能成功,窦武、陈蕃因行事不密而不幸被杀,奸邪得志,天下丧气。在第三次外戚与宦官的对垒中,宦官再次获胜。
东汉帝国近二百年的岁月中,宦官与外戚的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宦官获得了全胜!
光武帝刘秀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极力提倡儒学,奖励气节,培育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也形成了崇尚道德的士大夫群体。
这个群体成为朝臣集团的主要来源。相对腐败邪恶的宦官而言,外戚、朝臣一党的窦武、陈蕃等人比较清正,故而名士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朝臣集团中的士大夫们,作为一股政治清流,成为政坛的正义力量所在。
尤其到了桓、灵时代的东汉帝国,宦官专权进入了极盛时期,最为黑暗。宦官头子侯览、曹节、王甫等人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违法乱纪,横征暴敛。天下怨声载道,对其十分不满。
外戚、朝臣、宦官的三方角力中,宦官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长期掌握实权。外戚在与宦官的多次对垒中全然处于下风,尤其是外戚集团,屡战屡败。朝臣集团也是长期被宦官打压,对其十分不满。外戚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窦武,朝臣中的代表人物是陈蕃。双方都意识到,要想铲除宦官,只有两方联合起来才有希望。
延熹九年(西元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害死了成瑨、刘质等士人,迫使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同时残酷迫害李膺、陈寔、范滂等士人领袖。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窦武既是外戚,又是朝臣的一员,而且名列“三君”之一。他十分愤慨,于次年上书求情。桓帝为了缓和矛盾,遂于六月八日下诏,宣布改元永康,大赦天下。被捕的党人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一直密谋商议,准备根除宦官势力。不幸行事不密,反被所害。宦官为了斩草除根,不断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欲谋反。年仅十四岁的灵帝被他们欺骗,兴起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朝臣名士中的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等都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高达六、七百名。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直到中平元年(西元184年)春二月,黄巾起义爆发,灵帝被迫下诏大赦天下,解除对党人的禁锢。长期遭受迫害的党人终于得以沉冤昭雪,但东汉帝国也早已气息奄奄,行将就木了。
在这一骇人听闻的大事件中,外戚窦武本身也是名士,也是广义上的朝臣士大夫集团的一员。窦武与陈蕃的被杀,标志着正义力量的失败,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宦官集团于帝国而言,已经到了如蛆跗骨、不死不休的程度!
中平六年(189)三月灵帝病死,身为外戚的首辅大臣——大将军何进为了彻底诛灭宦官,采取了“借虎驱狼”之计,秘召西凉军阀董卓带兵进京。八月,董卓大军逼近洛阳。张让、段珪虽然杀死了何进,但被袁绍、袁术兄弟所包围,他们不得不仓惶出逃,最终投水而死。
宦官集团虽然覆灭,但东汉帝国也病入膏肓,名存实亡。实际上,宦官集团是与东汉帝国同归于尽了!
纵观东汉一朝的政治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不够成熟、完备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外戚、大臣辅政制度,宦官专权制度,是造成东汉中晚期政治动荡的最根本的原因。这种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较差,是造成东汉帝国中后期困局的重要原因。
所幸的是,光武帝刘秀开国之初,大力提倡儒学,明、章二帝统治时期,又对此大力弘扬,使得东汉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民德最美的时代。
和帝以后,朝廷政治虽然腐败不堪,但在民间以及士大夫群体中却出现了一股清流。这股清流是朝臣集团的基本来源和主流,也成为当时对抗宦官邪恶势力的骨干。
实际上,桓、灵二帝时代的东汉帝国,早已千疮百孔,弊端丛生。这个国家早就被朝臣、外戚、宦官这三方势力的恶性争斗折腾得奄奄一息。
到了灵帝末年,它就像一个身患多种晚期癌症的患者,病入膏肓,何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朝臣集团的代表袁氏兄弟虽然奋起一搏,虽然摘除了最大的那颗恶性肿瘤,但这并无助于延续帝国的寿命。
桓、灵两朝的两次党锢之祸,实际上是朝臣、外戚联手,向得势的宦官集团发动的政治对抗。相互对抗持续数十年之久,最终以宦官集团的获胜告终。
宦官集团的获胜,意味着邪恶势力完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上风,国事遂不可收拾。失去了政敌对抗的宦官集团,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从而引发了黄巾大起义,四海离心,群雄并起,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的瓦解,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参考资料:
1、《后汉书》(全12册),【南朝 宋】 范晔,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1976年10月上海第4次印刷。
2、《资治通鉴》(全20册),【北宋】 司马光,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1973年8月上海第2次印刷。
3、《东汉会要》(全1册),【南宋】 徐天麟,中华书局,1955年7月第1版上海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