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因学识渊博而颇有名望。她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后，于1949年1月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们会因艺术、书法及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问题来向她请益；遇到需考释或校正的各类问题，从书画的题跋阅读到版本鉴定，从解释一首古诗中的典故，到辨识十八世纪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迹，大家也都会请她解答。老辈学者们如果经过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学养深厚，且将严谨和灵活集于一身，她谈吐中的机锋和双关语，常能给人很大的乐趣。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
三岁前，她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然后就学习写诗。充和每天要学习相当长时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这些让她养成了学者的习气，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劝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
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数学。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
那一年，有数千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平，争夺全国最好的五所学校那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的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她的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结果考试委员会破格录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个女生。
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但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当时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无法静心向学，而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
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
抗战期间，充和与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镇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1936年她生了病，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所以她被迫退学。康复后，她在南京《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的工作时间不太长，一年后，教育部就取消了这个项目。充和并没有太失望，当然，她需要工作，因为和姐姐们不同，她是单身，必须自食其力，但她决不愿意仓皇求职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这时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个是卞之琳，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写了很多信给充和，即使他已经知道充和不会选择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坚持写那些信。他还收集充和的诗歌、小说，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编选的篇目后，充和与同事们立即举办活动，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这篇章谱曲。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
充和在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文人之间的这种结交固然源于双方共同拥有的文学气质，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学识上水平相当，少有分心旁骛之举。当他们苦学有成之后，就连娱乐也成为文人雅趣。
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后来成为了充和的老师。充和第一次来访时，沈尹默让她写了几个字，然后他给出了“明人学晋人书”的评语。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
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
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直到八十八岁，她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充和在重庆期间，写出了她最好的诗词作品。其中有两首是以桃花鱼为题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由于它出现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它也隐喻着春天；此外，桃花鱼也暗喻着战争期间，许多牺牲在重庆沙洲上的跳伞者。
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
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难。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说，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不得不在异乡过着异族的生活，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家中。那年9月，通过姐夫沈从文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他们在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美国加州定居。汉思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的学位，同时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他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那时他的中文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
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
一位文化曲人独特的世纪回忆， 穿越抗战与内战的烽火，浸润她六十年来海外移居的生涯，记录众多曲人以曲会友的盛事，荟萃他们丹青墨韵的精华， 这就是曲坛名家、书苑才女张充和珍藏至今的纪念册《曲人鸿爪》（三大集）：第一集存藏抗战前后吴梅、杜岑、路朝銮、龚圣俞、陶光、罗常培、杨荫浏、唐兰等作品；第二集存藏1949年至1966年间，身在美国的李方桂、胡适、吕振原、王季迁、项馨吾及身在台湾的蒋复璁、郑骞、焦承允、汪经昌、夏焕新、毓子山等作品；第三集存藏1966年以后姚莘农、林焘、赵荣琛、余英时、吴晓铃、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闻等作品。
今依据近百岁高龄的张充和本人口述，孙康宜笔录曲人本事，钩沉演艺传承，再现当年沙龙诸多令人神往的情景，并对《曲人鸿爪》各家题词和画幅做出画龙点睛的诠释和导读。此外，附录张家旧影、张充和事略年表及其题字存目。全书文字书画，相得益彰，冀能留住张充和曲人生涯中那些不可磨灭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以及许许多多的谁家庭院。 老二允和虽然身为女性，却有着坦率倔强嫉恶如仇的英雄情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允和就不喜欢看戏里的爱情故事，她喜欢那些性格鲜明勇敢激烈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里她最喜欢的是关公。 允和从小“瘦骨嶙峋”，但她依靠自己的大胆弥补了体格方面的缺陷。从小学习昆曲，使她“在几百人面前演出，我不怯场，出了错，也不害怕。”允和擅长在公开场合演讲，在乐益女中，允和又迷上了几何概念和数学推理。她的“手急、眼快”，精力充沛和辩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她还在学校接触到哲学、生物、当代政治和体育活动，学习帮助她走出阴霾，最终获得了历史系的学士学位。 允和在姐妹中结婚最早，她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但是战乱却使她尽尝颠沛流离。从1937年秋直到抗战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一家人逃难住在重庆郊区，女儿突然得了盲肠炎，因找不到医生，周有光又出差在外，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慢慢死去。一年半后，她的儿子又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被打出六个洞。此时丈夫又一次奔波在外。允和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这并非抱怨之辞，只是实话实说。 解放后，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尽量充实自己。她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如何修改历史教材的长论，被辗转送到了北京，不久，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的内容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她的观点，于是聘请允和帮助他们编辑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这份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没过多久，允和就决定退休。尽管对教历史和编历史教材颇有兴趣，但她太直率，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做一名家庭妇女。 从1956年到1964年，允和一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联络组长，这个研习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她和昆曲传习所的张传芳一同整理编写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为研习社联络大小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领过单位的钱，她的工作完全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 在经历了坎坷的岁月和人生风暴之后，允和的情感和身体竟然都没有留下什么创伤，一直活到九十多岁，这实在是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