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抄《汉书》，而是在运用编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间刊本为较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