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在传统绘画中是作品通过时空境象的描绘﹐在情与景高度融汇後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境界。
意境理论最先出现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中有“意象”说和“境界”说。唐代诗人王昌龄和皎然提出了“取境”“缘境”的理论﹐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
明清两代﹐围绕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广泛探讨。明代艺术理论家朱存爵提出了“意境融彻”的主张﹐清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叶夔认为意与境并重﹐强调“舒写胸臆”与“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近代文学家林纾和美学家王国维则强调“意”的重要性。林纾认为“唯能立意﹐方能造境”，王国维则认为创辞应服从于创意﹐力倡“内美”﹐提出了诗词创作中的以意胜的“有我之境”和以境胜的“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审美规范。
意境概念运用到绘画上﹐主要是在山水画得到迅速发展的五代和宋﹑元﹐但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受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影响﹐山水画创作已经从地图制作式的幼稚阶段﹐跨进了讲“实对”﹐重“写生”的时期﹐画家们开始注重了实境的描绘﹐并提出了“澄怀味象”﹑“得意忘象”的理论和艺术创作旨在“畅神”﹑“怡情”的思想。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後来传统绘画强调意境构成的先导﹐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提出了“立意”﹐五代山水画家荆浩提出了“真景”说﹐宋代画家郭熙提出了山水画创作“重意”问题﹐认为创作应当“意造”﹐鉴赏应当“以意穷之”﹐并第一次使用了与“意境”内涵相近的“境界”概念。宋﹑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文人画家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尤其是苏轼在绘画上力倡诗画一体的艺术主张﹐以及元代画家倪瓒和钱选的“逸气”和“士气”说的提出﹐使传统绘画从侧重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创作倾向促进了意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清代画家兼理论家笪重光在《画筌》一书使用了“意境”这一概念﹐并针对山水画创作提出了“实境”﹑“真境”和“神境”的理论﹐对绘画中意与境的涵意和相互关系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绘画中的虚实﹑形神﹑情景等问题﹐亦即意境的表现问题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意境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使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山水画创作在审美意识上具备了二重结构﹕一是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一是主观精神的表现﹐而二者的有机联系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美。为此﹐传说美术所强调的意境﹐既不是客观物象的简单描摹﹐也不是主观意念的随意拼合﹐而是主﹑客观世界的统一﹐是画家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和谐的体现。
意境的构成是以空间境象为基础的﹐是通过对境象的把握与经营得以达到“情与景汇﹐意与象通”的﹐这一点不但是创作的依据﹐同时也是欣赏的依据。绘画是通过塑造直观的﹑具体的艺术形像构成意境的﹐为了克服造型艺术由于瞬间性和静态感而带来的局限﹐画家往往通过富有启导性和象征性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显示时间的流程和空间的拓展。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虚实处理﹑计白当黑﹑意象造型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现时空境象而采取的表现手法。这些手法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像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像蕴含著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境的最终构成﹐是由创作和欣赏两个方面的结合才得以实现的。创作是将无限表现为有限﹐百里之势浓缩於咫尺之间﹔而欣赏是从有限窥视到无限﹐於咫尺间体味到百里之势。正是这种由面到点的创作过程和由点到面的欣赏过程﹐使作品中的意境得以展现出来﹐二者都需要形像和想像才能感悟到意境的美。
意境就是画家用所表现形象来表达胸中之意，对山水的情感，画家把这种情感写与笔端，让后人欣赏他的作品丰富的内涵。
在中国美学史上，明确的意境概念提出是比较晚的。唐代的艺术批评从佛学术语中引进了境和境界的概念，用来表示画家艺术表现的对象和创作的艺术形象。唐宋以后，意境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在艺术批评中。通过清代的作家、批评家的讨论、辨析和广泛使用，意境的内涵更趋丰富、深刻和统一。意境理论的形成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先秦时代，中国古典美学已经一般地研究了心与物的关系，认识到人之情是外务感动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深入探索形象思维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讨论了艺术创造中的主观情感的地位的情景统一的问题，要求“以形写神”，做到“气韵生动”，注意对审美对象的内在特征的把握，自觉追求艺术的“滋味”。唐代的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了“情境”、“物境”、“意境”理论，标志着“意境”理论基本成熟。中唐释皎然、司空图主张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可以意冥，难以言状”，更重视表现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情趣意兴。南宋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清王世禛的“神韵”说，都从不同方面逐步深化了意境的美学特性，使倾向于“表现”的中国古典艺术这一主要特征更为明晰突出。
“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其后宗白华等人仍有补充性的阐释，但总体上“意境”理论发展已趋于停滞。王文生在《论情境》一书中提出了“情境”说，意图超越“意境”理论但实际上“情境”理论仍然属于“意境”理论的一个部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别于学界亦步亦趋于西方文艺理论、仅仅研究理论而缺乏理论创造的做法，在结合中国古代文艺实践及二十世纪以来文艺实践的宏阔理论视野下，以建构新审美理想、突破或超越中国传统的“意境”理论为宗旨，于永森继王国维“境界”说提出并系统、逻辑建构了“神味”说诗学理论，并将其延展到所有文艺领域。“神味”说诗学理论从各个方面彰显了与“意境”理论的不同，如以“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为文艺与人生逐次而高的三种境界，改变了“意境”理论在审美理想的高度上主要表现为优美色彩的性质；以“细节”为“神味”的主要表现载体，与“意境”以“意象”为主要载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区别于“意境”建构的“以有限追求无限”的方式，“神味”则主要以“将有限（或局部）最佳化”的方式为根本特征；以“细节”为表现载体的“神味”不可重复，而以“意象”为表现载体的“意境”在古代诗歌中存在大量重复，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陈词滥调现象；“意境”主要是体现文人士大夫格调的大雅之美，而“神味”则是密切联系于主体自我提升而必须直面现实世界、民生的大雅大俗之美；“意境”可譬喻为“水中之盐”（或“水中之月”）的境界，“神味”则可譬喻为“火中之凤”（或“蜜中之花”）的境界。“神味”说在于永森的《诗词曲学谈艺录》一书中提出，但贯穿了其迄今为止的所有重要著作。 简单的说,就是创作诗歌的环境。可以是写作时的场景，也可以是回忆，也可以是心中所想,实际却达不到的场景。诗歌的意境是作者的心境和感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这个道理。
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象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是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境谐”的诗的艺术境界才是目的。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看，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有如下意象：黄鹤楼、烟花、孤帆、长江等。这些意象组合起来便成了一幅融情于境的画面：诗中没有直抒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念，而是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悠和久立江边若有所失的诗人形象，表达送别友人的深情挚意。字面上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都在抒情，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再如贺铸《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三个意象组成一个整体，艺术地回答了“试问闲愁都几许？”它不是三个意象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了一个感人的艺术境界：闲愁像无边无际的如烟青草，似狂飞乱舞的满城飞絮，若凄清迷茫的黄梅时雨。 意境的结构特征是虚实相生。意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如在眼前 ”的较实的因素，称为 “实境 ”；一部分是 “见于言外 ”的较虚的部分，称为 “虚境”。虚境是实境的升华，体现着实境创造的意向和目的，体现着整个意境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制约着实境的创造和描写，处于意境结构中的灵魂、统帅地位。但是，虚境不能凭空产生，它必须以实境为载体，落实到实境的具体描绘上。总之，虚境通过实境来表现，实境在虚境的统摄下来加工，这就虚实相生 “的意境的结构原理。
意境的本质特征是 “生命律动 ”，即展示生命本身的美。在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中，是把宇宙境界与艺术意境视为浑然一体的同构关系。由于宇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诗人对宇宙境界的体验就是一种生命律动的体验，而意境恰恰就是这种生命律动的表现。人心虽小，但可以装得下整个宇宙。诗人之心，本身就是宇宙的创化，他可以映射宇宙的诗心、宇宙的灵气。因此我们说，艺术意境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一种人类心灵的生命律动。文学意境作为一种人类心灵的生命律动，有三个特点：
(1)表真挚之情； (2)状飞动之趣；(3)传万物之灵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