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则天的“贞观遗风”，再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可以说，是唐玄宗李隆基将大唐推向了盛世的巅峰。
对于这一时期，史书称：“贞观之风，一时复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四海承平”；杜甫诗中描写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当时之强大，可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又是唐玄宗亲手将大唐从盛世巅峰推向了极速没落的深渊。因此，也有人说唐玄宗前半生英明神武，后半世昏庸无道。
纠其原因，多数人的说法是“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氓；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等”。但是，归根究底，造成这一切的结果却是出在人的身上。所以，也可以说，唐朝由盛转衰的最大拐点就是从唐玄宗打压贤相张九龄和重用不学无术的李林甫开始的。说白了，也就是唐玄宗从“亲小人，远贤臣”开始的。
拐点一：不听贤臣谏言，反听奸臣谬论，从而失去缓解“开元盛世”背后潜在危机的良机
当唐朝走向“开元盛世”的辉煌时，宰相张九龄便已发现盛世背后潜藏的社会危机，并针对门阀兼并均田土地带来的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执政理念，即：“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课农桑；改革吏治，选贤择能等。”以求缓解社会的潜在矛盾，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的长盛不衰。
结果，唐玄宗不但不采纳张九龄的良策，反而处处利用李林甫打压张九龄。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因东都洛阳“宫中有怪”，急欲从洛阳回到长安。当时，由于正逢秋收，帝王一路出行，必然会沿路骚扰百姓。于是，张九龄、裴耀卿竭力劝谏唐玄宗待秋收结束后再西行。但是，李林甫却悄悄对唐玄宗：“洛阳和长安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想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没有必要再等到秋收结束。至于妨碍百姓秋收，免除百姓税收就是了。”唐玄宗听后，“上悦，从之。”
但是，事后地方官员并没有给百姓免税，反而加重赋税。原本，“土地兼并”就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此以来，致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拐点二：不纳良臣之策，反听奸臣之言，从而失去了斩杀祸害安禄山的最佳良机
安禄山第一次入京朝见唐玄宗时，张九龄通过观察安禄山的一举一动，断定此人日后必会作乱。为此，张九龄曾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平卢将军安禄山征讨契丹时，损兵折将，张守珪奏请朝廷将其斩首。张九龄接到奏文后，当即批示：“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同时，张九龄奏文唐玄宗：“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但是，唐玄宗听了李林甫给安禄山的辩解后，反而将安禄山释放。结果，正如张九龄所言，安禄山于755年12月16日发动了“安史之乱”，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最大拐点。
拐点三：奸臣环绕在侧，使唐玄宗终日沉迷酒色，成为砍向“开元盛世”头上的一把屠刀
到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冬，在张九龄与李林甫的三年的较量中，张九龄彻底败北，被罢免知政事，逐出长安，贬谪荆州。自此，唐玄宗的身边几乎再无能说得上话的忠臣，就连言路也被李林甫等奸臣“截断”，唐玄宗基本沦落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享乐人”的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