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统一，不仅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传播有了基本的条件，而且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以宣扬和继承中华文化的正统为荣。如西晋灭亡后，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政权以及与宋并存的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是如此。文字不同，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就会变得困难，隔阂在所难免。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书同文”，历代统治阶级都下过大力气，其目的不仅是使汉字成为书写统治意识的载体，也成为规范有序且又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其间、乐而传播之。仅就书法而言，论源流，有真草隶篆；论章法，有揖让进退；论结体，有颜柳欧苏……看上去五光十色。其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的书法艺术中，是有各种或有形或无形的方向指引与规范的：从秦王朝开始，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就已经成为标准文字的范本，今存的泰山、琅琊台、峄山、会稽刻石或其摹本即可见其端倪；两汉随着简牍、帛书以及西晋以后纸张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不仅兰台、石室、广内等藏书增多，而且随着官学和私学的渐趋发达，书法变得更加规范标准，隶书讲究波磔方折、蚕头雁尾，草书也有章草、今草之别；南北朝时期楷书、草书、行书均大为发展，钟繇、卫瓘、陆机、右军父子，每个光辉夺目的名字背后，都有一种新规范的诞生；唐及武周时期，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酷爱书法，甚至专设书学，讲授《石经》《说文解字》《字林》等，在艺术繁荣现象的背后，规范文字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至于有宋一代书院盛行，蒙学教育要求儿童习字“一笔一画、严正分明”，明清时期甚至要求“砚无积垢，笔无宿墨”，其文化规范性意义不言而喻。
秦统一六国前，文字的形体极其紊乱。这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即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
把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对我国文字的发展是一次重大改革，既为推行法令、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汉族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时期，各国间的道路宽窄不一，严重影响交通往来，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各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拆除关塞、堡垒，并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起，陆续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三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还有一条是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修筑的，从咸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余里。驰道宽50步，车轨宽6尺。道旁每隔三丈栽树一株。中间为皇帝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一般人不得行走。此外，还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 五尺道 ，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攀越五岭的 新道.通过拆除壁垒、修建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使我国今日长城以南、以西的地区，除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这庞大的交通网络内，便利了交通往来，有利于促进经济的交流发展。
秦朝统一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即全国采取相同的车轨、统一文字、人的行为有同样的道德标准，这些措施有利于塑造共同的文化心理巩固国家的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车同轨有利于修通道路，保证交通顺畅，物流输送方便，成本降低，进而降低物价，提高民众生活水准。
书同文有利于文化传播，政令一致，不出现理解歧义，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各地社会融合。在中国各地语言发音常常不一致时，必须通过书同文保证不因语言差异而发生社会分裂，进而导致国家政治动荡。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车同轨，书同文能够直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秦朝暴政为人唾弃，但车同轨，书同文被各代普遍接受。
书同文的作用：秦统一之前，各国的文字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常用来举例子的“马”字，七个国家有七种写法，很难辨识。一个国家的人，不认识另一个国家的文字，不便交流。如果一个人想担任外交人员，那么就要学会七个国家的文字，这太麻烦。所以“书同文”，统一用小篆来书写文字，有利于国家政令的上通下达和人们的文化交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