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纪念
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取名为琐忆？最近细细品味觉得文中素材一是“小”，二是“多”，故叫“琐”。而文中素材又是作者所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事。因此叫“忆”，给人以亲切感。同时本文选材的意图是以小见大，通过这些“琐”事，表现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在选材、组材上做到琐而有纲，琐而有序。
文章围绕作者与鲁迅先生的七次谈话：代人挨骂；批评自夸“地大物博”者；鼓励自惭浅薄者；替人补靴与
进化论；攀附阔佬的故事；抨击禁止男女同泳；“皇帝免冠”。作者把它们巧妙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文章开篇引了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两句诗，使零散的琐事有一个围绕的中心，一个鲜明的贯穿线索。作者在引用这两句诗之后马上说：“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为塑造鲁迅先生的人物形象定了基调，所以，这两句诗是全文的纲，也是全文的线索，把要写的材料都统率起来。而这句“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中的“写照”就是鲁迅先生给自己画了个像，是指形象而言。“体现”这个词就是某一事物具体地表现出某一种精神，是就精神而言。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是鲁迅于一九三二年写的七律（自嘲）中的两句。原文是：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毛泽东主席对鲁迅先生一生忠诚为人民服务，对敌人坚决斗争的精神，赞扬备至，对这两句诗作了很好的解释。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
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
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里鲁迅前四次谈话表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体现了鲁迅对青年的关怀、爱护和帮助；后三次谈话着重表现了“横眉冷对于夫指”的精神，体现了他对敌斗争的坚决，体现了他的战斗风格。两个侧面合起来表现了鲁迅的伟大人格。从整体看着重表现鲁迅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前四次谈话固然是这样，后三次谈话虽然说的是对敌斗争的事，但作者还是强调自己从中受到的启发、教育，使人感受到鲁迅对青年的关心爱护。
文章以记叙为主，间有议论和抒情，在记叙中夹入一些称颂鲁迅先生的富有概括性的词语和句子。如开头引用两句诗后对两句诗的评价，起到点明题旨的作用；有关鲁迅是否“不易接近”的议论，为写第一次见面作了铺垫；对于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抒情性的议论，不仅深化了“平易近人”的内容，而且深入到有关鲁迅思想发展的探索，揭示了他“俯首”精神的阶级内涵和时代特点；第二部分开头的抒情性的议论，把对“横眉冷对”的叙述集中到战斗风格上来，并深化了对“战斗风格”的认识，然后过渡到写鲁迅先生的谈话；最后一自然段的抒情，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感激。热爱、怀念之情。这些抒情议论，能使主题阐发得更集中，更明确，而且还有利于各部分的衔接和过渡，如果把这些抒情议论抽掉，全文就只剩下几件琐碎的事了。
作者在谈到自己和鲁迅先生多次交往的过程中描写了鲁迅先生的肖像，即“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这段描写写出了鲁迅先生坚定、沉着、勇敢、顽强的战士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段白描式的肖像描写，运用移就和象征手法，借头发的形像，表现鲁迅倔强的性格，不屈的斗争精神，它穿插在写鲁迅先生平易近人的章节中，目的是写“平易近人”，却着力写他的“倔强”，这不矛盾吗？
作者写道：“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就是解答，说明鲁迅先生平易近人，并不是由他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而是由于他是站在培养同
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青年力量的高度来接近、关怀青年的。揭示了鲁迅先生“俯首”精神的阶级内涵和时代特点，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章在写写鲁迅解剖自己思想变化时，穿插了肖像描写：“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方。”表现了鲁迅先生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和对青年的深切希望。写到鲁迅揭露敌人“对外屈服，对内束手”时，穿插了
动作描写：“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逼真地写出了鲁迅在敌人面前的“居高临下”，“从容不迫”，表现了对敌人的极端蔑视。作者多次描写了鲁迅外貌举止，使读者如见其人，更形象地写出了鲁迅先生的性格特点。
文章中的狮子、猪、羊、小溪、烂泥塘比喻很有寓意，以狮子喻强大的国家，猪羊喻弱小的国家，小溪喻青年，烂泥塘喻夸夸其谈的学者。通过比喻，形象地说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腐败，国力衰弱，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自夸国大是极其危险的。青年人单纯、热情，虽阅历浅薄，但积极向上，比夸夸其谈的学者故弄玄虚，借以吓人要好得多。同时，有力地证明鲁迅先生对青年谈话重在言传身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是一贯的。
在《琐忆》中，作者着意写了鲁迅是怎样平易近人。特别是对待青年，他更是热情关怀，耐心帮助，真正做到爱护备至。《琐忆》的作者自己就是受鲁迅影响，得到鲁迅热情关怀和帮助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后来在文学事业上特别是在杂文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和鲁迅分不开的。据作者在另一篇文章《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收入《向鲁迅学习》，一九五三年平民出版社）写到，他初次和鲁迅晤面，是在上海三马路一个叫古益轩的菜馆里，是在由《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宴请撰稿人的席上；那时他“还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这之前，作者虽未能与鲁迅结识，却对鲁迅仰慕已久。特别是他当时也写杂文，发表时署名“唐弢”，因而被人疑为鲁迅，这就使他不期而然和鲁迅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但结识了鲁迅，而且有可能更直接地受到鲁迅的教诲，从更近的距离亲身感受到鲁迅思想、人格的温暖。文章反复强调：“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的确，鲁迅对待青年，何止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简直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哺育他们，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创造条件以便让他们健康成长，为了保护他们而同一切反动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他很早就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斗争，在女师大事件和
“三·一八”惨案中，始终站在斗争前列；他帮助青年组织文艺社团，办刊物，耐心为青年看稿、改稿，甚至抄稿；他倾自己的全力解决青年的困难，大至政治上的保护，小至经济上的支援。青年们视鲁迅为导师，而他却从不以导师自命。《琐忆》所举鲁迅怎样对青年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事例，只不过千百中之一二。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的做人。”后来他又对
许广平说过：“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转引自许广平《献辞》）《琐忆》中还提到鲁迅替一个不太熟的青年上街修补靴子的事，不正具体说明了鲁迅对待青年的宽厚、慈爱，确实是伟大的“孺子牛”吗？
鲁迅对青年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起初，他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来必胜于现在，因而对青年缺乏
阶级分析。一直到一九二七年
蒋介石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于激烈的
阶级斗争事实的教训，鲁迅才完全认识到对待青年也要作具体分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琐忆》作者问到鲁迅替不太熟的青年修补靴子一事时，鲁迅会“微笑着打趣”承认自己是“进化论嘛”，并且接下去严肃地说：“进化论牵制过我……但也有过帮助。”这说明，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他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他从来不隐瞒自己思想中的弱点、缺点，不否认自己走过的曲折的道路。这也说明，鲁迅分析问题不搞绝对化；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待进化论对自己的影响。《琐忆》虽然只是记了一个“掌故”，只是写了鲁迅由此而发的一点议论，却接触到鲁迅最重要的思想，突现了鲁迅的作风和性格。
“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这是鲁迅在逝世前一年在一篇题为《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说的话。鲁迅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在热爱人民大众，爱护革命同志的同时，对各色各样的敌人怀着强烈的憎恨。正如人们所说，鲁迅像一团火，他给人民以光亮和温暖，却无情地烧向敌人。《琐忆》在论鲁迅平易近人时，也引用了上面提到的话，并且用了很大篇幅写鲁迅对待敌人的态度：“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没有用很多笔墨写鲁迅对待敌人是怎样地“怒目而视”，而是主要写了他的幽默和讽刺的才能，突出了一个“冷”字。这表现了作者对鲁迅战斗精神和风格的深刻了解。鲁迅在世时，很多人说鲁迅喜欢“冷嘲热讽”。的确，“横眉冷对”就包含了对敌人最大的轻蔑和冷嘲，讽刺幽默也就是最尖锐最典型的冷嘲方式。过去有些人总喜欢把鲁迅描绘成“金刚怒目”式；“文化大革命”当中，更是把鲁迅歪曲成只知道“打！打！作战！作战”的人。很多人不知道鲁迅不但对自己人，对人民是平易自然、慈祥可亲的，就是在对敌斗争时也并不是只知道一味地斥责，有时却是谈笑风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这正是“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琐忆》作者根据自己同鲁迅的实际接触，自己对鲁迅的了解和理解，才着意刻画了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战斗特点，鲁迅远比一般战士更丰富深刻，更生动灵活。
《琐忆》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和一些写景抒情的散文不同，它重在回忆、怀念人物，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作者运用了多样的艺术手法，其中包括用对比的手法，写人物的外貌与写人物的内心相结合的手法，通过具体事例展示人物精神性格的手法，以及适当地插入一些议论的手法等等。写对鲁迅的敬爱，不是一开头就写这种感情，而是先写由于听见一些人的歪曲、误解，未见鲁迅之前对鲁迅就有相当的敬畏，一旦见面，误解全然冰释。这一对比，一下把感情燃烧到炽热点，使人对鲁迅的慈祥、平易坚信不移，产生“确乎如此”的艺术效果。从结构说，这样起头，也给人不同凡响的新鲜感。文章表现鲁迅的精神，自始至终突出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两个方面，把对青年的爱护、教导和对敌人的憎恶、讽刺对照着写，既全面真实地表现了鲁迅的伟大，又使人对鲁迅产生深刻的印象。对于鲁迅，作者四次描写了他的面貌举止，不但增加了读者对鲁迅的直接具体的印象，而且很好地展现了鲁迅的性格情绪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浓黑的胡须”，“明亮的目光”，“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不正衬出了一位坚定、沉着、勇猛、顽强的战士的性格吗？在读到进化论后出现的“沉默”、“眼睛望着远处”不正说明鲁迅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怎样反复地总结过，是怎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而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又怎样信心百倍地展望着未来吗？对国民党地方官僚的荒谬的嘲笑，既表现了鲁迅幽默开朗的性格，也表现了他对当事者的极大轻蔑。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一些典型的举止动作又何尝不表现出人物的内心状态呢？《琐忆》作者写鲁迅的思想性格，写他的博大胸怀、鲜明爱憎和犀利的政治眼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对鲁迅面貌和言谈举止的生动描绘的。
总观《琐忆》全篇，可以看到作者对鲁迅精神的精辟透彻的认识；感到他对鲁迅深深的怀念之情，一种最纯真、虔诚、崇高的感情。《琐忆》其实是忆而不琐，它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对我们认识鲁迅和研究鲁迅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弢谈《琐忆》
那是1961年的时候，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不久，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一年恰逢鲁迅先生八十诞辰，外文出版社办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要我写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答应了，后来就写了这篇《琐忆》，刊载在这家刊物当年的九月号上。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那两句除炙人口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它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就是：对敌人无比仇恨，决不妥协；对同志无限热爱，鞠躬尽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到这两句诗，他解释说，诗中的“孺子”指的是人民大众。我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孺子”也可以认为是特指青年的。
回想建国以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强调鲁迅先生品质中战斗性的一面，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一句阐发得比较充分，但是关于他对同志、对青年的爱就强调得很不够。我认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正是鲁迅先生伟大人格在不同方面的两种表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对敌人恨，对同志必然是爱。所以我想在我的纪念文章里应该两方面都讲一讲。30年代我作为一个青年，曾经和鲁迅先生有过一些接触，亲身感受过他对青年的关心爱护，因此，想从后一方面多说一些，这就是我写（琐忆）时的指导思想。
要表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人格，空发议论并不好。当时，我的想法是要通过几个故事具体写，重点放在我自己和鲁迅先生接触的几件事情上，这样写比较真实、形象，能让读者更深刻地领会鲁迅先生的精神品质。我就写了两方面的故事：第一部分的故事着重阐发鲁迅是怎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第二部分的故事着重阐发鲁迅是如何“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开头就用这两句诗总领全文。
我和鲁迅先生第一次会见是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的一天。这次会见的谈话和我自己前后的感受，在（琐忆）中已经谈了一些，这里我再补充一些背景情况。
那是1932年吧，《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改组《申报》，本来（申报》副刊《自由谈）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主编的，发表的大多是茶余酒后的消遣文章。从1932年12月起，换上了刚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黎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自由谈》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发表进步的杂文和散文，当时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左联的许多作家都给《自由谈》写过稿，鲁迅先生写得最多，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经常变换笔名，这一时期的文章后来都收到《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集子里。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幼稚的青年，在邮局做邮务佐（捡信生）。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邮政工人曾经积极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邮政老工人牺牲了不少，邮政工会也被国民党所控制，但是邮局—人地下的进步活动仍然在进行。通过当时已经离开邮局的老工人沈孟先介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靠了亲戚的资助才念了点或书，上到初中二年级，终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托病退学，但是，上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文学，当了邮政—人也常常弄弄笔。在地下工人运动中，我也是担任一些文字宣传工作的。
1933年，我开始给《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最初是写一些散文，记得第一篇是《故乡的雨》，很快就发表了，接下来又写了《海》等散文，以后就写起杂文来，如《新脸谱》、《从江湖到洋场》等都是那时候写的。这些文章大都是针对那些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由于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除了《自由谈》之外又不多见，那些专凭嗅觉看文章的走狗文人们便以为“唐？”也是鲁迅先生的化名，就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名下，而对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记得当时化名“陈代’的林微音，就把我的《新脸谱》一文当成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时事新报》上指桑骂槐地攻击鲁迅先生。我写文章，鲁迅先生挨骂，这使我很不安，总想当面向鲁迅先生致个歉意。但是正像在《琐忆》一文中谈到的，由于听到过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对鲁迅先生总抱有一种敬畏之感，想去见他，却又不敢去见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在《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请投稿者吃饭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鲁迅先生。记得参加的还有钱杏村、郁达夫、胡风、曹聚仁、徐懋庸、林语堂几个人。就像《琐忆》中写的，我和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他就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哩。”开始听了这话，我感到有点局促，鲁迅先生看出了我的窘态，就亲切地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真实姓名，他就哈哈地笑着对我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我知道这是指他曾经用过“唐俟”的笔名，谈话就这样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对于替我挨骂的事，鲁迅先生和善地安慰我说：“那不相干，他们总是要骂的，骂鲁迅是他们的公事，不骂就会失业的。让他们骂吧。骂得好，我看。我看他们骂人的艺术。”
后来，大家海阔天空地谈起天来，从暴露文学谈到书报检查，从文艺批评谈到《水浒传》的英译本。鲁迅先生很健谈，他的见解往往很精辟，话说得既有份量而又幽默，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次会见，我亲身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慈祥、平易、和蔼、可亲，体会到他对同志、对进步青年的热爱，原来积在心头的疑云一扫而光了。
《琐忆》中提到的鲁迅先生帮一位青年补靴子的事，是我听孙伏园谈起，后来在谈话中问过鲁迅先生的。先生的回答很含蓄，他承认受过进化论的牵制，但是他认为，相信进步。相信未来、相信青年并没有错。尽管有些他接触过的青年后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成了“虫家”，但这并没有使他产生偏见，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为那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些事情，把他们引上正确的轨道，而不使他们退化为“猴子”、“虫豸”。
《琐忆》作者没有用长篇大论或重大的事件来论述和表现鲁迅怎样崇高，怎样伟大，而是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鲁迅的性格。一些事情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而且彼此也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连，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只不过是些“琐忆”，但实际上它们都包含着深刻的意义，都反映出鲁迅性格的重要方面，本质方面；这就是文章开头就点出的鲁迅自己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不但如《琐忆》作者所说是鲁迅“自己的写照”，“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也是《琐忆》全文所要集中表现的题旨。实际上，《琐忆》就是围绕着这两句诗展开的，许多具体事例都是为了表现鲁迅性格的这两个重要方面。文章开头就引用了这两句诗，中间又重复引用，可以说这两句诗在全文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唐弢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现在于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原名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靠亲友资助，勉强读了两年初中，十六岁时辍学，考进上海邮局当学徒。他刻苦自学，写文章试向（申报）“自由谈”副刊投稿，因此结识鲁迅，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和指导，走上文学创作、研究的道路。他曾参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的校对工作，承担（鲁迅全集补遗）辑佚工作。解放后，发表过大量研究鲁迅的文章，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出版了十多本杂文集、论文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并因此与鲁迅结识。一九三三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后结识鲁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坚持抗日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编校。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兼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邮局，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民主运动。《周报》被禁，转编《文汇报·笔会》。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坚持杂文、散文创作，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一九五九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一九七八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一九九二年一月四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曾参加过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了鲁迅佚文。他的一系列关于鲁迅创作的著述，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唐弢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论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学习现代文学的重要著作，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其所著杂文思想、艺术均深受鲁迅影响，针砭时弊，议论激烈，有时也含抒情，意味隽永，社会性、知识性、文艺性兼顾，先后出版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书》、《唐弢杂文选》等，散文随笔集《落帆集》、《晦庵书话》等，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的美学思想》、《海山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