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因为在这场动乱后,支撑大唐兴盛的基石开始腐蚀变质,亦衍生出了藩镇、宦官、朋党等新势力。
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科举制这四个制度,是支撑大唐强盛的四大基石。而在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被彻底改变,三省制和科举制亦发生严重偏差。基石已被腐蚀,唐王朝还怎能继续保持强盛呢!
租庸调制崩溃。唐朝实行的是均田制,计口授田。而租庸调根据耕地、人口多寡合理分担,这就使得农民的赋税较轻,从而实现为民置产的目的。老百姓有了自己的财产,自然是一心安定,生产的积极性也更高。但到了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大地主、大官僚的佃农,上交给地主、官僚的赋税是租庸调的十几倍甚至二十倍,农民困苦不堪。
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府库空竭。朝廷为了征收赋税,苛敛更甚。许多农民无力承担如此高的赋税,只好丢掉土地逃亡。逃亡的农民越多,朝廷的苛敛愈烈。如此恶性循环,使得租庸调最终改为了两税制,均田制崩溃,租庸调自然也无从实施。
安史之乱后,短视的唐肃宗没有彻底肃清藩镇根基,反而是跟反将达成妥协,使得他们得以继续割据。而且藩镇掌握了地方财权和人事权,开出优厚条件招揽人才,更多割据的藩镇涌现出来。所以安史之乱虽平,但藩镇之祸未已。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繁荣昌盛的基石已经开始崩塌,藩镇割据更加严峻,宦官专权更加膨胀,朋党倾轧更趋激烈。虽然此后中央朝廷做出种种努力,但已经于事无补。朝廷已沦于形式,实际已走上分裂的道路。而五代十国,不过是晚唐情形的延续而已。因此,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