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出现了很多文学会社。
一、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的盛行
就国家政权的强盛而言，当首推
李唐；但若就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而言，则必称
赵宋。会社之兴旺，仅是其中一端。
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社会成员的流动，而社会结构的松散倾向和社会成员的流动，又必然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使社会成员产生某种危机感，甚至直接受挫。于是，人们为寻求互助而组建以区域或行业为前提或基础的集会、结社，就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势在必行。宋代集会、结社之风于是大作。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缔结诗社之风就已经很普遍了。吴可
《藏海诗话》说：“幼年闻北方有诗社，一切人皆预焉。屠儿为《蜘蛛》诗，流传海内，忘其全篇，但记其一句云：‘不知身在网罗中。’亦足为佳句也。元祐间，荣天和先生客
金陵，僦居清化市，为学馆，质库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货角梳陈二叔皆在席下，余人不复能记。诸公多为平仄之学，似乎北方诗社。……今屈指当时诗社集六十余载，诸公佳句，可惜不传。今仅能记其一二，以遗宁川好事者，欲为诗社，可以效此，不亦善乎？”到
南宋时，结社的风气就更浓了；流风所及，不少达官显宦也入社相与往来酬唱。
周密
《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对杭州城中的各种娱乐、服务型会社，载录甚详：“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
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而七宝、氵蓦 马二会为最。”若按同书卷六“诸色伎艺人”条所开列的种类统计，则当时的专业性文体会社至少有55种之多。
《梦梁录》卷一九“社会”条云：“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放射娴习，方能入此社耳。更有蹴踘、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财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十闲等社。”《都城纪胜》“社会”条亦有“西湖诗社”、“隐语”社、“蹴踘打球社”、“川弩射弓社”、“光明会”、“茶汤会”、“净业会”、“放生会”、“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七宝考古社”、“马社”、“清乐社”等会社的记载。
《西湖老人繁胜录》除载有“青果社”、“七宝社”、“香药社、相扑社、川弩社、遏云社、同文社、同声社、律华社、锦体社”、“钱旛社”、“放生会”、“光明会”等具体会社外，其“诸市行”条还有“
京都有四百十四行”的统计。以此推算，则当时杭州的繁荣和会社的众多，可见一斑。
在上述这些见诸文献记载的各种会社中，有一些是比较纯粹的市井文艺会社，如绯绿社、遏云社、同文社、清音社、雄辨社、绘革社和律华社。其中，除绘革社、律华社、雄辨社与词体关系较疏外，绯绿社、遏云社、清音社所表演的内容，都与词体关系密切，而同文社更是直接“耍词”的组织。《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条，还具体列出了这些文艺会社的代表性演员的名单，如表演“唱耍令”即“耍词”(同文社)的有大祸胎、小祸胎、
李俊、陈香渊、大小王、
熊二、路淑卿、陈昌等20人，表演“杂剧”(绯绿社)的有赵太、慢星子、王侯喜、宋邦宁、唐都管、三何(晏喜、晏清、晏然)、锄头段等41人，表演“唱赚”(遏云社)的有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孙端、叶端、牛端、华琳、黄文质等22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民间艺的名字不仅流传民间，还载入文人的笔记，于此亦可反证当时士大夫文人与民间文艺会社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市井民间文艺会社主要是表演现成作品以娱听众、观众，那么文人文艺会社则是以文学创作、品评为活动重心，兼及欣赏艺人们的文艺表演。当然，民间文艺会社有时也自己创作一些作品，上引《武林旧事》卷六“诸色艺人”条“书会”门即有“李霜涯(作赚绝伦)”的记载，可见李霜涯不仅能说书，还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赚词作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全宋词》中1598首“无名氏”作品，有许多就出自像李霜涯这样的民间会社的文人之手。
笔者据欧阳先生《宋元诗社研究》一书的考证进行统计，宋代诗社即多达80余家[③]。但若以两宋文学事业的繁盛而言，我们相信，这还只是灿若繁星、数不胜数的大量文学会社中，幸运流芳的一小部分。
二、宋代文学会社繁荣的原因
如果说六朝是文学会社的萌芽期，唐五代是文学会社的发展期，两宋则是文学会社的成熟期。六朝时期有“会”无“社”，唐五代时期仍是“会”多“社”少，到宋代则“会”、“社”双丰，且以“社”享名后世。文学会社发生、发展以至繁盛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对其首先作一番审视。
近人胡怀琛先生曾把中国历史上的文社分为三类：一类是治世或盛世的文社，以消闲为主；二是乱世或衰世的文社，以议论时事、品评人物为主；三是亡国遗民的文社，以抒解恨愁、发泄牢骚为主。[④]我们不妨从胡先生的观点出发，把盛世文治、乱世抗争、衰世消遣之需，看成催生文社的三大社会文化背景。
胡怀琛先生的三分法，着眼于社会政治。但人生并不仅仅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支配。在更多的时候，人的活动是受制于长期积淀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以及特殊环境所养成的个体文化心理和个性。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因素中，以同辈群体最为突出，心理学上称之为“同辈群体效应”。因为文学会社多为同辈人之间的聚会活动，正符合现代心理学上的“同辈群体效应论”。自古以来，人们在交往时即多喜以同辈为对象，这是因为同辈人在阅历、修养、性情诸方面都有更多的共同点，交往时可能获得更多的共鸣。
《诗经·小雅·伐木》篇唱道：“伐木叮叮，鸟鸣嘤嘤。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此诗不但告诉我们人有交往的情感需要(“求其友”)，而且有交往的功利目的(“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合之则为乐群敬业之心。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概括为五个层次，即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此说也完全适用于解释人类交往行为的发生。不过，就文学会社而言，人们的交往需要则主要表现为创作欲望、情感联络、经验交流、成就评价和人格归属几个方面。换言之，则文人之间存在的情感联络、经验交流、成就评价、人格归属等方面的需求，直接催生了文学会社的产生。此即
《论语·颜渊》所谓之“君子以文会友”。社会越发展，文明越先进，个人的可塑性越大，人们就越有交流的情感欲望和现实需要。
当然，艺术交往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而社会环境又比自然环境更多、更深地影响着人们，故其对艺术交往的发生具有决定性意义。作为艺术交往特定形式的文学会社，也毫无疑问更多是社会环境催生的产物。具体到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大概有六：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以文会友”，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
《论语·阳货》所言诗歌“兴”、“观”、“群”、“怨”四大社会职能，“群”居其一。可见古人早就认识到诗歌在社会群体中所能发挥的凝结协调作用。汉及汉前临时性的文人聚会，发展到六朝时期，就已演变为相对稳定的文人会社。这一点上面已有详论。会社成员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交流诗文，切磋技艺，比试才情，同时增进友谊。而词这种可以集诗、乐(有时还包括舞)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样式，比一般诗文更适用于集体性文娱活动，因而也比一般诗文唱和有更强大的联络群体感情的效用。
第二，民间集会、结社之风的影响。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宋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四十余个，而在徽宗崇宁（公元1102～1106年）年间甚至超过五十个，与唐代仅有十余个人口超十万户的城市相比，翻了四、五倍。但正如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先在谈到宋代社会的城市化时所言：
新社会的另一特点是其不断的城市化……。可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城市化不在于城市的数目，而是从这时起城市和城市居民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与旧贵族不同，新的士绅很大程度上在城镇生活，他们与其说是乡村地主不如说更像在外地主。因为所有的官员和富商都在城镇生活，所以领导集团中大部分人都集中在城市地区。因而高层次文化自然也就高度城市化，发展出来的兴趣和态度看来更具有城市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的特征。……在城市环境中，高层次文化比以前更复杂多样，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文化活动之中。……宋代的城市生活是自由奢华的。城市不再是由皇宫或其他一些行政权力中心加上城墙周围的乡村，相反，现在娱乐区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⑤]
随着城市经济大发展时代的来临，民间的集会、结社亦风起云涌。有带有互助合作性质的区域性或待业性的“邑”、“会”、“社”，有宗旨、目的各异的佛、道社团，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行会，还有按阶级或阶层结成的团体。对此，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也有精辟的见解和详细的论述，他说：
11～13世纪的人要比唐代、六朝或汉代的人更频繁地和更乐于迁徙。确实是商业大潮引起了人员随之流动，如船工、脚夫、水手以及有时定期往返旅行于非常遥远的地区之间的商人。其数目日益增长的官吏们也必然要迁徙，他们既不能在其故乡充任公职，又不能在同一职位上留任三、四年以上。最后，农村生活的艰难、城市小业主的数目之巨和名目繁多、城市的吸引力、财富和娱乐中心等，这一切都引发了流民和贫苦农民涌向大城镇的浪潮。……在这个比先前几个世纪更为流动的社会中，在财产方面受挫折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人们可以理解一些新型关系的发展：重新集聚和结社的倾向（这一切在高层阶级中就如同在市民界的百姓中一样）与自我隔离的威胁是同样大，故互助行为更显得必要了。……在所有的阶级中，在平民百姓、文人和流动商贩之中，人们发现由原籍为同一地区者或同乡人之间组成“会”的倾向变得普遍化了。……最后，自从由国家控制的市场崩溃以及商铺和作坊分散遍及城市以来，商人与工匠诸“行”的发展似乎应符合每种专业成员之间的和睦与自卫之需要，“第三产业”活动的丰富性解释了这类同业行会那令人震惊的专业性。[⑥]
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当中，自下而上，整个社会都相习成俗。受民间集会、结社之风的引诱和启发，文人也纷纷成立起各自的会社组织。
第三，如前所言，宋代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封建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雅”、“俗”二元矛盾仿佛一条线索，贯穿起整个士林，追求“雅”、“俗”谐调，已成为人们理想中的社会文化运行模式；而文学会社融娱乐和鉴赏、口腹声色和心智情操为一体的多种集会活动，正好满足了制度和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雅、俗两方面的需求。上引《梦梁录》等书称“西湖诗社”“非其他社集之比”，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参与者皆“行都缙抻之士及四方流寓之人”，高雅文士沉浸市井生活，可谓“雅俗共存”；二是这些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作品“雅俗共赏”。所以，从某种角度看，“西湖诗社”就是一个“雅”、“俗”协奏的典型。
第四，宋代大开科举取士之门，赋诗作文成为广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禄的重要手段，为了应付考试，不少士子相互结纳，揣测上意，研习诗路文理，为进身煅烧敲门之砖。清朝乾隆年间的黄迥谷对此种会社，深不以为然，其《锡金识小录》卷四云：“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膴任，亦奚足齿及乎？”
第五，宋代以文立国，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文化的繁荣及其多元选择的必然性，既是导致宋代文人党争的重要缘由，也是推助宋代文人会社兴盛的波澜。当这种自觉、自主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时，它就成为文学会社兴起的动力。有人甚至认为宋代是文人觉醒的时期：“如果说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在人的物质性之外进而认识到了人性，是人性的觉醒的话，那么宋代则是文人的觉醒，文人在做官之外，进而认识到了一个文人的价值、存在与文化使命，他们认识到了做诗是文人的生命，诗社是文人的组织，而诗集的流传与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与价值形式，这是一种文人对自我的体认和觉醒。可以说是文人在诗社里找回了自我。”[⑦]
第六，赵宋政权的积弱使之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较量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覆亡，身丁乱世的文士，出于愤怒与抗争、逃避和慰藉，往往联成会社，借吟诗作赋抒解郁结。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于生计和仕途的考虑，也可能借助会社寻求支持；而在元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士失其业，文士更往往利用诗社的活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以缅怀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诗艺、消磨时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元季风雅相尚”条即云：“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
当然，人们集会、结社，还有各自比较具体和特殊的缘由。宋代又是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时期，人们思想活跃，推陈出新、标新立异，成为士林蕲向。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再加上会社领袖人物个人的情况，人们集会、结社的诱因也随之而复杂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