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5-15
陶渊明作为东晋士人的后裔，他身上既有魏晋名士的风骨，更有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品性。因为“乐道”，所以能够“安贫”和“固穷”，没有在长期困顿中丧失自己；因为崇尚自然，他能够求得身心的和谐，以及心灵的安顿，他是矛盾的，他又是统一的。几次出仕并没有丧失做人品格，追求做官与做人的统一，他善于思考，又能够将思考的结果付诸实践。对于创作，他是任真的写实者，不为创作而创作；对于人生，他是热情的歌唱者，能执著又能淡泊；对于生死，他是旷达的超脱者，不贪生怕死，一切顺其自然。
可以这样说，陶渊明的出现，为后代士大夫们构筑了一个精神的巢穴，当他们仕途失意、精神萎靡或生活困顿时，陶渊明的存在会增添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心灵的安慰。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现代人也有着丰富的哲学意义。特别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享受多元的时代，陶渊明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有意的启示，他那种追求自由和谐的精神，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挽救现代人的心灵危机和信仰缺失，对于做官做人所追求的职业与事业的和谐统一，对于现代人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的确立，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陶渊明时代离今天虽然已经1640多年了，但这个人物并不过时，他的存在依然值得探究，他身上的思想价值和哲学价值将历久弥新。
人是身心合一的，有形的物质身体与无形的心灵、思想和精神是统一的，而无形的心灵、思想和精神，在常态情况下，显得更重要，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点。“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必须针对上述身、心、灵三个部分，提出各自的定位，以及彼此之间的适当关系。容我先以三句话来作个概括，再说明其内涵：身体健康，是必要的；心智成长，是需要的；灵性修养，是重要的。” ⑶也就是说，只有具有身心灵特点的人，才是完整的主体性的人，否则，如身心灵相分裂，或只注重身的存在，都不是完整意义的人。
真是做人的前提，善即是对身心的调节，美则唤醒人的美感，使日常生活艺术化。陶渊明即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是觉醒的。
陶渊明的生活是“任真”的，不违背心性，追求自然的本真状态，他在《归去来辞》序言里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的自然是源于本性的，不是勉强做作出来的，饥寒交迫他能忍受，而违背心意产生痛苦则不能忍受。他辞官坚决自然，做官也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他家境贫苦，做官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凭自己才干“遂见用于小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他诗文中关于“真”字眼反复出现，“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箸”（《和郭主簿二首》），“华箸”指代豪华富贵的生活，即说上述的田园生活是真正快乐的，姑且用它忘掉荣华富贵吧；“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衡茅”指代极简陋的房屋，在艰苦的环境中修养真性情，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好名声；他向往上古的生民那种“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的姿态，以朴实而见真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真意”在心中，欲说却“忘言”，庄子说，“大辩不言”⑷，“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⑸，“盖渊明所谓‘真意’，乃在一‘归’字，飞鸟归还，人亦当知还。返归于自然，方为真正之人生”⑹；“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意思说传说中的伏羲、神农这些远古治世的君主离开我们很久了，现在整个社会很少再有真淳朴实的风气了，尽管他那个时代风气不纯了，但他自己还努力恪守着“真”这个底线。
他的“任真”态度里有一份天真存在。他做人是天真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他为官也不失天真，正直，有个性，有理想，决不让天真被污染；他躬耕也是天真的，一旦违心的官场令他心灵痛苦，其归心既迫切，更真切，写决心如“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他不愿让自己的心灵服从身体，违背心愿的事情他决然不为；他的诗文也是极其天真的，从那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田园的活泼，自然界的生命力，以及诗人火热的心跳，他从不虚伪矫饰，有一份心思写一份心思，有一份感发写一份感发，有一份决绝写一份决绝，并且说到做到。他力求“为文”与“为人”的统一，他与很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以“为人”之心去“为文”，宋代诗人陈后山称赞他“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后山诗话》），他写诗不是为了成名成家，故作“语不惊人死不休”，也不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吃饱喝足酣然入梦，他的诗歌纯然是内心的需要，他那一份感受呼之欲出。对此，辛弃疾也曾有高度评价，“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他的诗亦如他的人，清水之芙蓉，天然去雕饰。
“陶渊明的‘真’，不是那种简单的、肤浅的‘真’，而是一种复杂的、丰富多彩的‘真’……陶渊明的诗，还不要说拿《六经》做注脚，他自己所有的诗就都可以互为注脚。因为这些诗所表现的是他整个生命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是真正博大而且丰富多彩的。” ⑺陶渊明不仅在生命的各个层次里都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真，而且在他的物质和精神里面都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真，为了生存的躬耕也好，为了生计的出仕也好，为人也好，为文也好，生活里的困顿与欢乐，生命里的悲苦与无奈，抱朴守真是陶渊明为人处事的原则。当身心屡屡发生矛盾的时候，迫于生存，他可以去做官，当官场需要他不择手段和同流合污的时候，他觉得违心违己痛苦不堪，在出仕与归隐之间，他选择了归隐，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躬耕者，比以首鼠两端的形式做官要开心得多，官场上心为形役，田园里形为心役，心灵的真才是最大的真，只要不违背心灵的意愿，再苦再累的农活，陶渊明的内心是快乐的！
陶渊明的作品充满了自然和田园生活的和谐。这里既有想象中虚拟的自然，也有现实里真实的自然。“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一篇《归去来兮辞》既是诗人归隐的心曲，也是情景交融的和谐画面，有许多句子是那样的朗朗上口，并随时能够会心会意，如“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平常语中融入了平常心，写得那样亲切可人，诗意可掬，平淡中寄予情怀。他“载欣载奔”的时候，想象出“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景，这是多么和谐的生活场景啊。
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础是一个人身心的和谐，只有当身心和谐的时候，人是活泼的，健康的，意趣无穷的，心智敞开的，此时，他的潜能也是不可限量的。当一个人无法做到身心和谐的时候，要尽可能做到遵循心灵的需要，调适好身心矛盾，像陶渊明那样以安贫的方式去乐道，从“心为形役”走向“形为心役”，从底线的“生存需要”走向“自我实现”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人人都在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幸福，私欲被无限制地放大，人人都把希望盯在追求的结果上，人在被物化的同时，更在异化，人逐渐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谓最大化的幸福退守为物质金钱的攀比，而心灵世界在追逐中逐渐荒芜，最终人还是不幸福，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从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实现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然而事实上却不尽如此。这些追求所谓最大化幸福的人恰恰走的是与陶渊明相反的道路，只能是越走越困惑，越走心越累。个体的人如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须处理好身心灵的关系，实现物质、精神和信仰的同步发展。
陶渊明是任真的，他的自我感也非常强烈。事实上，一个缺乏自我感的人，难以成为一个有独立个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现实世界中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分裂的、完全‘虚假的’自我和强大的、有活力的、有安全感的‘真实的’自我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你可能发现你自己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但是，无论你处于哪个地方，你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你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句话说，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灵活、移情、有创造性和成熟的人呢？只有能够摆脱虚假的自我，努力强化自我感，才能还自己一个真实的自我，享受到自我实现的欢愉。”⑻陶渊明完全生活在真实的自我中，并且正确而准确地行使真实的自我感，他的诗心和归心，他生活的情态和躬耕的姿态，他的自我个性表达和这些表达的符号，无一不在说明之。
身心和谐是人的个体性完成必然途径，身心和谐的人才是完整意义的人。人类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而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心灵生活或精神生活也必须同步得到改善，否则人的身心将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至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类的共同进步。就是说在物质追求之外，要建立自己的理想追求和终极价值，让心灵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也得到同步发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在满足的同时打破满足，在不平衡的同时趋向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职业追求中形成事业追求的可能，让人的主体性不断形成自我完善的可能，走向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界面。
人作为构成宇宙的一部分，首先要认识人类自己，即是说每个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而他的宽度可以向外拓展活动空间，向内拓展心智空间，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时空里，发挥自己潜能的最大值，是近来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探讨的热门话题；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并不排斥人这个物种繁衍成长生生不息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处理好现时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未来空间里人与后人的关系，可持续性、永续性、健康生态、科学发展等等被提到日程上来，对于现有的资源必须是合理的、有效的、有计划的、有节制的开发和利用，为后人留下生存发展的空间。古希腊戴尔菲神殿两句话给人很深的启迪，“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凡事勿过度”按照今天的理解就是适可而止，控制欲望（注意：不是“存天理，灭人欲”），取其自然，舍其不然，过有节制的生活。
其次还要对生死有一种超脱的态度。贪生怕死乃人之天性，崇尚道教的人以炼丹服药求得长生不老，佛教徒以今生今世的修行求得来生来世的回报，执著事功的儒学后人以立功、立德、立言的方式求得人生的三不朽，以此来延续个体生命。然而，人生是矛盾的，这矛盾的痛苦“是来于天命的两面夹攻：一面是热爱活着，另一面是不得不死。很明显，解除痛苦之道就成为，其中的一方必须退让，即或者走叔本华的路，不以活着为可取，或者走葛洪的路，炼丹以求长生（还要真能有成）”。生死的确是困扰人生的大问题，陶渊明又是怎样看待生死的呢？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赠影》）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神释》）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拟古》）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挽歌诗》）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归去来兮辞》）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对于生死的态度，陶渊明不刻意求之，而是顺其自然，对死的无奈，人是无力回天的，陶渊明诗文中虽然也流露出一些颓废的因素，但总的看来态度是达观的，他活在世上，而作《挽歌诗》三首，作《自祭文》一篇，他认为人死如灯灭，既不相信炼丹那一套，也不相信佛家那些说法，对现世主义的“不知生，焉知死”的儒家，陶渊明看得更透彻。对生死的态度里更多的是对道家观点的认同，生死如人之来去，死与生一样自然，既不回避，也不留恋，泰然处之，“不喜亦不惧”。参透生死的人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极尽人生之乐的纵欲主义，一种是生命有限必须让生命赋予意义的理想主义，另一种是处在两者之间，既享受人生之乐，同时也让生命有所追求，并积极尝试之，身体力行之。陶渊明属于第三种类型的人，他常常以诗酒自娱，“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在中国哲学史上，围绕生死问题的争论，形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前者认为形尽神灭，精神依附于物质，人的形体一旦消亡，灵魂也虽之消灭。后者认为形尽神不灭，犹如薪尽而火独传。渊明坚定地主张形尽神灭，在形影神、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悲从弟仲德、挽歌诗等作品中，一再言及人生而必死，对道教的神仙长生之说深表怀疑，给予明确批评。当时，庐山高僧慧远等宣扬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说，渊明形尽神不灭的观点，与释理针锋相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陶渊明能够解脱，而这种解脱并非佛家之解脱。“有生必有死乃天理，好生而恶死为人情。后之道家皆失老庄原意，尤其与庄子不合。求长生乃贪，但有贪生恶死之人情，而无必生必死之天理。陶则不求长生，看破生死。”⒀人不能解脱，则不能超然于外，不能形成正确的宇宙观，人若不能与宇宙建立神秘的对话，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人。陶渊明对于生死的态度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对于生，陶渊明更多的是实践儒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劝人读书，对诗书寄予深情的，“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珍惜光阴，胸怀志向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何曾不想通过读书求得功名，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他满怀希望投身官场的时候，官场的黑暗又使他“违己交病”，身心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还是遵从心灵的需要，一边躬耕读书，一边饮酒赋诗。对于死，陶渊明更多的是退守无为，以道家的人生观勘破死亡，死的问题想清楚了，生更有了淡定的力量。儒道互补式的中庸思想成为陶渊明思想的内核，他凡事求中和，不走极端，以这种调和求得身心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