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经过了准备、萌芽、嬗变、开宗四个发展阶段。
（一）准备阶段。从鸦片战争到
戊戌变法是近代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二）萌芽阶段。从戊戌变法到
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
《大同书》等。
（三）嬗变阶段。从戊戌变法到
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
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
《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四）开宗明义阶段。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
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