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11-26
UNIT5
我从未见过克拉克夫人，但看过她的医疗记录和上一位值班医生交给我的报告后，我知道她今晚会去世。
她屋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一台医疗设备，它闪着红光，似乎在发出警告。
我站在那里，一股怪味刺激着我的鼻子，我想起了过去闻到过的腐烂的气味，我闭上了眼睛。
我嘴里有一股从胃里返上来的酸味。
我伸手去开灯。灯静静地照亮了整个病房，我走回病床边，用无动于衷的、医生的目光观察着病人。
克拉克夫人已奄奄一息了。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骨瘦如柴的身体使她的头显得特别大；皮肤呈暗黄色，松松地裹在嶙峋的、连毛毯也遮掩不住的骨骼上；她的右臂平伸在床边，被无情地用胶带固定在一块板上，以便能固定针头使液体滴入；左臂横放在深陷的胸部，胸口随着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伏。
我伸手去触摸她放在胸口的细长手指。
冰凉冰凉的。我忙将手移到她的手腕，去感觉那微弱的脉搏。
克拉克夫人将头稍稍转向我，微微地睁开眼。
我俯过身去，勉强听见她微弱的声音：“水。”
我从桌上拿起一杯水，用手指封着吸管的一端，滴了几滴凉凉的水到她的嘴里，以缓解她的干渴。
她没有用力去吞咽，因为力气不够。
“还要，”那干涩的声音说。
于是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次她终于咽了一些，并轻轻说了声：“谢谢，你。”
她虚弱得没法交谈，因此没等她要求，我就开始做她所需要的。
我像抱孩子似的把她抱起来，给她翻了个身。
除了一件浅色的病号服，她什么也没穿。她又小又轻，像遭受了严重饥荒一样。
我打开护肤霜的瓶盖，揩了一些在手心。
为了不伤着她，我小心翼翼地把护肤霜擦在她发黄的皮肤上。她的皮肤松松地在骨头上滑动，背上每块骨头的轮廓都能清楚地摸到。
当我把枕头放在她两腿之间时，发现它们也是冰凉的，直到把手移到她膝盖以上的部位，我才感受到血液供给生命的热度。
而后，我挪了把椅子面朝她坐在床边，握住她那只没被固定的手，此时我又一次注意到她细长的手指。
很优雅。一时间，我突然想知道她是否有家庭，接着我发现病房里没有花，没有孩子们画的彩虹和蝴蝶，也没有卡片。
房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是一个被人爱着的人。
她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平静地回答我说：“今天……我让……家里人……都……回家……不想……他们……看见……”
她耗尽了最后的那点力气，再也说不下去了。但我已然明白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又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留下……”
时间似乎停滞了。
在一片寂静中，我感觉自己的脉搏加快了，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开始伴随着她那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落。
我们互相对视，不知怎么的，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两个生命间的一个特殊时刻。
她那细长的手指很轻易地就拢住了我的手，我微笑着慢慢点了点头。
无需任何语言，我从她发黄的眼睛中感受到了她对我的谢意，她慢慢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又睁开了双眼，只是这一次目光里没有任何反应，只有空洞的凝视。
没有一点先兆，她那细弱的呼吸停止了。很快，微弱的脉搏也消失了。
一颗泪珠从她的左眼中流出，滑过脸颊，落在枕上。
我开始轻声哭泣。
对这位迅速走进又走出我生活的陌生人，我心间涌起了一股感情。
她的痛苦结束了，可她的生命也结束了。
我依然握着她的手，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并不害怕这种感情之战，意识到这实际是她赐予我的特殊荣幸，而且我还乐意再来一次。
克拉克夫人没有让她的家人目睹这一幕他们或许无力面对的人生插曲，却与我分享了它。
她不想让家人看着她死去，然而她也不愿孤独地离去。
不应当有人孤独离去的，我很高兴能守候在她身边。
两天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克拉克夫人的消息。
原来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18个孩子的祖母、教会里的活跃分子、社区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人、音乐会钢琴演奏家、从教30余年的钢琴教师。
是啊，她的手指是那样细长而优雅。
UNIT6
从理想上说，人们希望知道地震什么时候发生，破坏程度会如何。
在日本和中国，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在日本，科学家在陆地上和海洋中铺设电线，以监测它们的运动。
而中国人的传统做法是观察动植物以获取地震的警示信号。
例如，中国人注意到，地震之前母鸡的行为会有所异常：它们夜晚不肯进笼。
他们还注意到，蛇会爬出地穴而冻死，狗会狂吠不已，甚至那些平常很安静的狗也会叫个不停。
日本的阪神地震发生之前，有报告说大批鱼群游到了水面。
有些鸟，如鸽子，也显得特别聒噪，据说地震前它们飞行的方式也与往常不同。
也许最有趣、也最容易测量的，是地震前地下水发生的化学变化。
实验数据似乎表明，地震前地下水中氡的含量会增高。
人们还希望能够预防地震会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
要知道，多数在地震中丧生的人都是被倒塌的建筑物砸死的。
所以，具有抗震能力的房屋结构是关注的重点。
钢似乎是最佳的建材，但一旦被焊接成僵硬的结构就不行了。
许多新式结构都采用了一种新型的钢接合方法，即I形接合，它看来是最耐用的一种接合。
这种钢接合在移动时不会断裂。
同样，为了预防财产损失，建筑师如今设计楼房时会使房屋的支柱和横梁力度相等，而垂直支柱则深深插入坚实的地基中。
此外，许多新型房屋都采用了较轻的屋顶和坚实的墙壁。
高架桥的水泥柱先前只是在内部有钢筋，如今外面也包上了钢板。
除了设法改善建筑结构外，地震频发区的人们也需要为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做好防备工作。
他们应当定期检查和加固房屋，将重物放在低处，将橱柜和柜子贴墙放置，加固房门以防地震时意外脱开。
除做好房屋的防震外，这些地区的人们还需要为自身做些防备。
他们应该在家里和工作地储备些水和食物。
最好每人储备几加仑水。
储备一些可以净化水和消灭病菌的东西也很重要，这样就可以安全地饮用其他来源的水了。
每人准备一周的食物。
地震救生储备还包括无线电接收器、手电、备用电池、急救用品、铁锹、帐篷、绳子和保暖衣物。
此外，专家们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手边备有灭火器。
应该在住处、工作场所和汽车里(如果你有车的话)都存放一个。
灭火器应该是可以扑灭任何火灾的那种。
有必要的话，准备一些能关闭煤气和自来水管道的特制工具。
准备一个备用的户外烹调和取暖用具，可以准备一个便携式露营灶和几小罐煤气。
在住处、工作场所和汽车里放一双厚重、舒适的鞋或靴子。
发生地震时会有大量的玻璃碎片。
轻便的鞋子不能像厚重的鞋子那样保护好你的双脚。
每个家庭都需要制定地震应急计划。
如何让一家人在地震的混乱中安全离开？
大家应该商定一个地震区外的会合点——可能是在几英里外的某个市镇。
同样，协商好地震时家人的联络方式也很重要。
地震若发生在大城市，市里的许多电话线路很可能中断，
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可用线路会很忙，因为灾难之后自然会有许多电话，要从市里的一个地方打到另一个地方会很困难。
但可能通向市外的电话是通的。
明智的安排是，让所有的家人都给一个住在一百多英里之外的朋友或亲戚打个电话，以报平安。
尽管科学家们仍无法预测地震，但对地壳中的大板块如何移动，板块间的压力如何，地震如何发生，某地区发生地震的一般概率为多少，他们了解得越来越多。
在不久的将来，精确预测地震将成为可能。
然而，即使可以预测，居住在地震频发区的人们还是应尽力预防灾难，办法是建造能够抵抗地表运动的房屋，同时做好个人准备。
在挽救生命和防止家庭损失方面，这些预防措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教育人们如何在地震中求生，应该是所有政府规划和地震研究项目的重点所在。
UNIT7
“我19岁看到了未来，并将我的所见当作我事业的基点，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比尔·盖茨
他是当今世上最著名的商人、最有钱的富豪——1997年他的资产预计为400亿美元。
毫无疑问，他与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以及其他改变世界的伟人属于同一行列。
这个自称为“黑客”的人主导着个人计算机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整个世界现代化。
的确，将他划入任何其他行列，都可能大大淡化他对世界的影响。
盖茨的成功源自他的人格：他才华横溢、冲劲十足、争强好胜，这些加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甚至令人畏惧。
当这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走过微软大楼的走廊时，他身边的人和物就像被打开了电源，充了一万伏电。
盖茨树立了榜样，微软的员工紧随其后。
他的工作安排暗示着他对员工的期待。
这位“微软校园”的“校长”经常每天工作16小时。
的确，如果说盖茨的风格与他人有别的话，那就是他把握时间的技能。
节约时间、精力充沛和专心致志是他的突出特点。
他一会儿充当技术时代的国际代言人，一会儿在微软总部谋划经营策略，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最大限度的开展工作。
他总是准时，总是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他习惯利用白天的点滴空闲进餐、与朋友交谈或娱乐。
微软人笑话他的接待员是天底下最勤奋的人。
事实上，他有几个接待员。
他或许需要有人专门安排他的旅行计划和去国外的签证。
说到旅行，他节约钱和时间也是出了名的。
出差时，他尽可能坐普通民航飞机；为了节省时间，他从不托运行李。
接待他的东道主也发现，他住在城里时他们很省钱。
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计划旅游的时间，日程表上也没有游览或观光计划。
有的只是工作，工作，工作。
另一个使他与众不同的特质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任务操作”能力。
他办公时使用两台电脑，一台开有多重窗口以编排从英特网上不断接收的数据，另一台处理他接收的数以百计的电子邮件。
甚至他在用可视电话主持会议时，还能审核数据。
盖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经营他的公司：他每天（和每晚）发出100封或更多电子邮件；
他大约每月与由专家和顾问组成的高层管理委员会会晤一次；
更重要的是，他每天召开两三个小型碰头会，接连与会的是研发公司各种产品的团队。
他不作指名道姓的个别谈话，也不作太多的表扬，只作顺时针方向的圆桌会谈，仔细听取每个人的意见。
遇到不太明白的说法，他就询问甚至质疑他的手下。
“请就此明示，”他会这么说，希望把不清楚的地方弄明白。
他作出的每个决定，都是基于对其价值的了解。
他不需要依赖个人权术。
比尔·盖茨读六年级时，他父母送他去看心理医生。
一年后，经过多次看医生和检查，医生有了结论。
“您管不了他的，”他对盖茨的母亲玛丽说。
“最好接受现实，打他是不管用的。”
自从盖茨从哈佛退学转去攻克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22年来他一直是那些企图挤进这个市场的竞争对手的死敌。
1975年初，他19岁，还在哈佛大学读书，他和保罗·艾伦写了一份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程序，供MITS （微仪表和自动系统公司）的Altair电脑用，这是第一台商业个人电脑。
盖茨是个勤奋的编码者和竞争对手，而艾伦却是个充满幻想的梦想家，正是他们的这种密切关系给微软垫定了第一块砖。
1976年，盖茨开始许可计算机生产商直接配销微软软件产品，这大大增加了微软的利润。
尽管MITS很快就关闭了，微软却已吸引住了新的顾客，还包括当时一些小硬件公司，如苹果公司，柯摩多尔公司和坦迪公司。
1980年，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邀请微软为其新产品即IBM个人电脑（IBM PC）编写一整套程序设计语言。
盖茨提议微软也可以生产操作系统（即微软磁盘操作系统，MS-DOS）。
于是IMB PC和MS-DOS便捆绑在一起，并于1981年8月面世。
整个20世纪80年代，微软稳定发展。到了90年代，MS-DOS已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了独霸全球的软件平台。
到1995年，全世界大约85%的个人电脑使用微软操作系统。
如今，“微软校园”成了新思想和新产品的“家园”，产品数量目前超过200种。
其雇员迅速增加到将近18,000人，利润达到60亿美元。
到1992年，至少有3,400名微软雇员因持有微软股份而成为百万富翁。
盖茨说，他希望再经营微软十年，并许诺之后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和捐赠自己的钱财上。但是这不会是你听到他的最后的故事。
在发达国家，几乎人人都已使用或正在使用含有他的部件的产品。人们借用微软浏览器上网，观看梦工厂带来的影片。
人们唯独不知道的是，不久的将来他还会干什么。
UNIT8
起初，这对人们绝对是个震惊。
有消息称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了一只成年哺乳动物，一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成就。这一传闻引发了每个人的想象。
克隆多莉（一只相貌无奇的绵羊）的实验过程，从理论上说也同样适用于克隆人类。
一个克隆人的世界突然间近在咫尺，
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
此消息宣布之后，为了一个未知世界，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的未来，各国政府立即起草指导方针。
克林顿总统命令一个全国委员会研究克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含义。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已禁止克隆人类，各国领导此时也开始研究克隆其他物种的道德含义。
就像相对论、原子裂变和第一次太空飞行一样，多莉的出现给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提出了一长串难以解答的难题。
关于克隆的奇怪问题不断涌现。
首先，为什么有人想克隆人类?
专家们考虑得最多的关于克隆人类的情形可以分为两大类：1)父母想要克隆孩子，要么是想为面临死亡威胁的孩子提供移植器官，要么是想代替那个孩子；2)成年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克隆自己。
是否可能克隆死去的人?
有位专家说，如果是刚死去不久，也许就可能。
所使用的克隆方法要求将一个卵细胞和一个含有被克隆人的DNA的细胞核相结合。
(DNA是一种含有我们的基因信息的狭长带状分子。)
这就意味着细胞核必须保持完整。
而人死之后，细胞死亡，细胞核就开始分裂。
但是，的确，至少从理论上说克隆死去的人是可能的。
克隆的人会和母本一模一样吗?
相同的基因不会复制出相同的人。任何认识一些双胞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事实上，双胞胎相像的程度胜于克隆人，因为他们至少在母体内分享过相同的环境，通常也在同一个家庭里被抚养长大，等等。
父母可能克隆出一个面貌与第一个孩子相似的人，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两个人的个性会有很大差异。
一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有时可能有相同的个性特征，但是这样的特征出现在克隆的儿子或女儿身上，却只能令人想起失去的孩子。
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克隆人也不会和“母本”一模一样。
比如，克隆人的细胞可能会有来自卵子而非被克隆人的能量加工机制。
然而，在母体和克隆体之间存在的身体差异大部分都很小，需要在设备精良的实验室里才能测定。
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生育能力。
成功地实施了克隆多莉的科学家们也不敢肯定多莉是否能生育。
他们会等到多莉到了生育年龄时再确认这一点。
如果父母决定克隆一个孩子以获得器官，那会怎样?
多数专家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器官捐赠者来到这个世界，那他的心理可能受到伤害。
但也有为了进行一些非致命器官的移植而生育第二个小孩的父母，对此许多专家也并不反对。
克隆可以将组织适配率从25%提高到将近100%。
如果把被克隆的动物用作器官捐赠体，那我们就不必担心为器官移植而克隆双胞胎了。
例如，猪的器官就和人类的差不多大小。
但是人体会排斥并破坏来自其他物种的组织。
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一家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猪的基因码，以避免猪的器官受到排斥。
如果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成功的话，那么用克隆技术来繁殖这样的猪比用现行的方法更为有效。
克隆的人将如何称呼其DNA捐赠者?
称呼“妈妈”不正确，因为提供卵子并生下婴孩的女子才更有资格被称为母亲。
称呼“爸爸”也不对。
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只提供孩子身上一半的DNA。
朱迪斯·马丁在用笔名“礼仪小姐”撰写的著作里建议这样称呼：“尊敬的先生/夫人”。
为什么呢?
“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她说，“人总得尊敬自己的祖先。”
这样做还是留下了一些词汇上的难题。
一本词典的主编说，名词“被克隆者”听起来不错，但却不够明晰。
他更愿意用“母本”和“副本”。
克隆对社会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克隆本身，而是基因工程——即根据特定的要求故意改变基因来创造人类。
具体地说，有些专家担心会出现一个新的（和不被尊重的）社会阶层，即“克隆阶层”。
有位专家相信，这一情形类似于16世纪时的一种情况，当时的欧洲人对如何对美洲的陌生居民进行归类感到困惑，并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究竟是不是人类。
问题不胜枚举，而人们只是刚刚开始探询克隆技术出现后的世界的未来。
UNIT9
起初，这对人们绝对是个震惊。
有消息称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了一只成年哺乳动物，一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成就。这一传闻引发了每个人的想象。
克隆多莉（一只相貌无奇的绵羊）的实验过程，从理论上说也同样适用于克隆人类。
一个克隆人的世界突然间近在咫尺，
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
此消息宣布之后，为了一个未知世界，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的未来，各国政府立即起草指导方针。
克林顿总统命令一个全国委员会研究克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含义。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已禁止克隆人类，各国领导此时也开始研究克隆其他物种的道德含义。
就像相对论、原子裂变和第一次太空飞行一样，多莉的出现给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提出了一长串难以解答的难题。
关于克隆的奇怪问题不断涌现。
首先，为什么有人想克隆人类?
专家们考虑得最多的关于克隆人类的情形可以分为两大类：1)父母想要克隆孩子，要么是想为面临死亡威胁的孩子提供移植器官，要么是想代替那个孩子；2)成年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克隆自己。
是否可能克隆死去的人?
有位专家说，如果是刚死去不久，也许就可能。
所使用的克隆方法要求将一个卵细胞和一个含有被克隆人的DNA的细胞核相结合。
(DNA是一种含有我们的基因信息的狭长带状分子。)
这就意味着细胞核必须保持完整。
而人死之后，细胞死亡，细胞核就开始分裂。
但是，的确，至少从理论上说克隆死去的人是可能的。
克隆的人会和母本一模一样吗?
相同的基因不会复制出相同的人。任何认识一些双胞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事实上，双胞胎相像的程度胜于克隆人，因为他们至少在母体内分享过相同的环境，通常也在同一个家庭里被抚养长大，等等。
父母可能克隆出一个面貌与第一个孩子相似的人，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两个人的个性会有很大差异。
一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有时可能有相同的个性特征，但是这样的特征出现在克隆的儿子或女儿身上，却只能令人想起失去的孩子。
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克隆人也不会和“母本”一模一样。
比如，克隆人的细胞可能会有来自卵子而非被克隆人的能量加工机制。
然而，在母体和克隆体之间存在的身体差异大部分都很小，需要在设备精良的实验室里才能测定。
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生育能力。
成功地实施了克隆多莉的科学家们也不敢肯定多莉是否能生育。
他们会等到多莉到了生育年龄时再确认这一点。
如果父母决定克隆一个孩子以获得器官，那会怎样?
多数专家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器官捐赠者来到这个世界，那他的心理可能受到伤害。
但也有为了进行一些非致命器官的移植而生育第二个小孩的父母，对此许多专家也并不反对。
克隆可以将组织适配率从25%提高到将近100%。
如果把被克隆的动物用作器官捐赠体，那我们就不必担心为器官移植而克隆双胞胎了。
例如，猪的器官就和人类的差不多大小。
但是人体会排斥并破坏来自其他物种的组织。
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一家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猪的基因码，以避免猪的器官受到排斥。
如果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成功的话，那么用克隆技术来繁殖这样的猪比用现行的方法更为有效。
克隆的人将如何称呼其DNA捐赠者?
称呼“妈妈”不正确，因为提供卵子并生下婴孩的女子才更有资格被称为母亲。
称呼“爸爸”也不对。
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只提供孩子身上一半的DNA。
朱迪斯·马丁在用笔名“礼仪小姐”撰写的著作里建议这样称呼：“尊敬的先生/夫人”。
为什么呢?
“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她说，“人总得尊敬自己的祖先。”
这样做还是留下了一些词汇上的难题。
一本词典的主编说，名词“被克隆者”听起来不错，但却不够明晰。
他更愿意用“母本”和“副本”。
克隆对社会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克隆本身，而是基因工程——即根据特定的要求故意改变基因来创造人类。
具体地说，有些专家担心会出现一个新的（和不被尊重的）社会阶层，即“克隆阶层”。
有位专家相信，这一情形类似于16世纪时的一种情况，当时的欧洲人对如何对美洲的陌生居民进行归类感到困惑，并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究竟是不是人类。
问题不胜枚举，而人们只是刚刚开始探询克隆技术出现后的世界的未来。
UNIT10
我和约翰·布雷尔初次见面时，我俩都已60出头了，不过，较之别人，他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却是事实，并且我害羞的毛病也主要归咎于他。
卡丽舅妈是我最喜欢的亲戚，也是我最喜欢的权威人物。
她总是一脸笑容，满口赞美之词，随时宽容他人的失误。
对我而言，她只有一个缺点，即她也是约翰·布雷尔的姨妈。约翰是她住在格洛斯特郡的妹妹的儿子。
卡丽舅妈总是称他“我的另一个外甥小约翰”，而且总是提起他。
在我意识到之前，我与小约翰可能已被比较了无数次了。
我能清楚记得的第一次，是“卡丽舅妈的另一个外甥小约翰”与我同一天上学，而且他喜欢上学就像鸭子喜欢水，
而我的第一天却是灾难性的。
而且灾难持续不断。
他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学数学长进很快，解高等数学题轻而易举。而我几乎总是跌跌撞撞，连学百分数都很费力。
于是我开始害怕卡丽舅妈来访，因为她老是比较我们俩。
时间在继续，我们之间的比较也在继续。
通过放假时大人们的谈论，上学时大人之间的通信，我总能随时了解约翰的进步。
在这样的挑战下，我终于开始寻找我最擅长的事情。
当我发现我擅长写作时，我就用心地提高我的写作水平，置其他一切于脑后。
我只要写作，让约翰去拥有所有其他的吧。
我创作的故事，多半与科技相关，本质上是科幻小说。
都是关于火箭、航天飞机，诸如此类把人送上天的东西。
对自己的性格作了点分析后，我认识到我的这些故事就是自己愿望的延伸，我想愈升愈高，直至超过约翰·布雷尔。
在以后的40年里，有三四次我在报上读到约翰·布雷尔的消息。
他当时在做支持大型科学项目的数学研究工作。
这种职业不太会招来多少公众注意，但偶然见诸报端的报道却描绘了他一步步成功的故事，直到退休。
另有一次，有一半专栏报道了他，说他最后的工作是将太阳能用于将卫星送入轨道。
他在波斯湾某国为一个政府部门工作。
而那时，我也在自己的行业获得了成功，写了30本畅销小说，其中无一失败之作。
后来，那一年的11月，我正在一家俱乐部喝酒，等着吃饭。
一声咳嗽令我转头张望。我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小小的鼻子看上去难以支撑沉重的眼镜框架。
他叫了我的名字，显然不太自在，而我也不情愿地说是我。
自从我有了点名气后，偶尔也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
然后无论他们说什么，我总是感到十分窘迫。
“你—不—不—认识—我—我，”这个矮小男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叫约翰·布—布雷尔。我们都—都有一个亲戚，卡—卡罗琳·莱西。我过去常常听她提起你，”他笑着说。
“你知道……我一直以为，你至少八英尺高，很英俊，生气勃勃，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干。”
说着话，他的笑容扩散开来。
“真的，”他说，“卡丽姨妈写的那些关于你的信，弄得我几乎要自杀了。渐渐地，我就不愿听到你的名字了。”
听说他那么多年之后突然见到他我有点吃惊。“与你母亲过去常写的关于你的信相比，”我说，“那些信算不了什么。
每次信都告诉我你的计算题做得对。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位光辉典范，九英尺高，比罗伯特·泰勒英俊，比丘吉尔聪明。
所以，那些信是互相夸奖对方的，对不对？”
“对我来说更糟糕，”他说。
“我一向是小个子，过去总是戴着这东西。”
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
“而你呢，魁梧、英俊，还很聪明。我总得做点什么，而我能做的就是计算。我拼命取悦于他人，我几乎可以说，”他似乎有点怨恨地说，“就是因为你，我做了一辈子的算术！”
“把算术换成写作，你就知道我的情形了，”我说。
我俩相对而视，脸上挂着相同的表情。
也许，我俩都明白了，我们坐着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人生失败的人出没的地方，对于男孩子来说，无论他们现在什么样，偶尔的鞭策并非一件坏事。
我们都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两人之间的对抗情绪荡然无存。
虽然都没说话，但我知道，我们在举杯纪念我们的卡丽舅（姨）妈。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