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灭亡的原因有以下5大方面原因：
1.安史之乱(重中之重)，2.藩镇割据，3宦官秉政，4门阀党争，5农民起义：
一、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1]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1] 。
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没有被玄宗怀疑，即使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已露出了叛乱的马脚，但自信的玄宗还表示：“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1] ！”
安禄山在安抚玄宗的同时，却在马不停蹄地做叛乱准备。他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名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马匹、囤积粮草、购置武器。天宝十四年二月，他获准在自己的辖区里以32名蕃将代替汉将，至此，安禄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由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发制人，遂于同年十一月九日，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1] 。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2] 。
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在各藩镇中，有一部分能够服从中央指挥，但相当数量的藩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其中平卢、成德、魏博三镇的割据性最强，被称为“河朔三镇”。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3] 。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4] 。
三、宦官秉政：
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5] 。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地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朝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四、门阀党争：
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朋党之争，唐后期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其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朋党之争，是继南衙北司之争后的另一场统治阶级内耗的争斗，而且旷日持久，朝野震惊，破坏了正常的议政、施政程序，扰乱了皇帝大政方针的制定。加之，各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内连阉宦，外结藩镇，使三股势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们只知互相倾轧，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这样的国家岂能不亡[7] ？
五、农民起义：
唐朝后期，由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连年战争，向百姓增加赋税、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时期，连年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加派赋役，于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导者是王仙芝与黄巢[8] 。
起义爆发于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起义，后协同作战，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王、黄又分兵作战。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其众投奔黄巢，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此时，黄巢决定东攻洛阳，而唐朝派来大军，打消了黄巢的计划。之后，黄巢率军转战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军。广明元年（880年）7月，黄巢利用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相猜忌并畏惧起义军的形势，迅速北渡长江，于同年11月占领东都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8] 。
这次农民战争，给垂死挣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唐朝的统治瓦解了。叛变投降的朱温，成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将内侍省数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专权局面结束。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改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了.
自打隋文帝以后，隋炀帝杨广暴虐好大喜功，瓦岗军起义，李渊在太原起兵，可怜隋文帝的一世英名，隋朝才37年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