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士与大夫是两个范畴。“士”的群体要远远低于大夫群体，是排在大夫之后的。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远远高于“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
“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只是前后颠倒了顺序，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即王侯亲族出身的贵族。而士大夫指的是一个政府管理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
“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帝，源自汉高祖二年所颁布的求贤令。从刘邦始，中国的政治开始围绕皇权-士大夫政治模式展开。
两汉之察举的制度化，就是以汉高祖与“贤士大夫共定天下”之约为基础，形成了基本的学理表述。在此号召下，士人只要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上游通明者，可以通过察举、科考机制得以入仕，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贾谊、晁错、董仲舒、公孙弘、倪宽、萧望之等，皆是通过这一机制入仕，并竭尽全力寻求与皇共治天下的。
自此始，无论士大夫的群体再怎么变化，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直孜孜以求与皇帝共治天下。但在不两汉时期所言之“共治“者，多指“牧民者“，也就是地方守臣，很少讲其他官员包括在内。汉宣帝曾说：“与我共治天下这，其惟良二千石乎。”
其次，“共治”的对象是民，而不是“国”。在这些帝王看来，天下至广、人口至多，依靠自己的力量实在难以治理地方和百姓，因而需要有一批刺史、郡守帮助他去“牧民“，也就是协助他实现对地方的统治，至于国家大事，特别是事关帝王行事作为和皇室内部事务，则容不得官员们有半点染指。
察举孝廉制度以君王共治天下为基础，但最终发展成为了门阀世家势力。两汉以来，与天子共天下的郡治长官在士族门阀势力的笼罩下，长期垄断，凡次而形成了所谓之“郡国”，这也是为何东汉末年，一场黄巾乱后，军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原因。
及至三国魏晋，士大夫的政治途径，已然是被士族门阀所垄断，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九品中正制出现，然而随着时局的演变，却变相地成为了门阀独占的政治资源。但这一时期，“共天下”思潮依然影响着士人们，只不过这种“共天下“成了皇帝与权臣的“公天下”。
君主与权臣“共天下“是特殊时期的特别产物。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国家政权更换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威胁着统治政权的安危。这一状况迫使统治集团内各阶级暂时放下敌对行为，联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生死存亡问题，形成战时的统一联盟，一起度过家破国危的艰苦岁月。
比如蜀汉之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就是一种君主与权臣的“共天下”模式，到了西晋末年，这一模式再度上演，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司马睿衣冠南渡，建立东晋，然而东晋是一个外来政权，南方门阀世族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批北方人物，态度上一时不知所措。
但这种“不知所措”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北来的门阀世族很快就与吴地的南方豪门达成了一致，建立政权结合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门阀士族阶层成为了整个时期统治政权赖以存在的统治力量，而王敦、王导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广为网络南方世族，因而“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一时间，士族门阀政治达到了巅峰。
时间进入隋唐，世族门阀政治随着科举制的诞生，从巅峰逐渐衰落，但科举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终止了世家大族对选举权利的把持，将选举权收归中央，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势力；而另一方面，它又为门阀士族提供了一种新的入仕突进，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再次进入政权阶层。
入宋以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高潮。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关陇军事贵族和山东门阀世家的地方性利益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扫清了以血缘出身为标准的旧政治体系，使身“寒门细族“的读书人得以大量进入到封建国家中，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再是此前延续千年的皇帝与地方行政长官（门阀）式的“共治“模式，而是真正地形成了与一个阶层的“共治“。
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前者代表的是门阀政治，后者代表的地主知识分子政治。在宋以前，没有门阀家世，政治前途是暗淡的，而血缘出身决定了大多数人的政治命运，门阀的生态是综合性的地方利益集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
北宋的地主知识分子却与之截然不同，它们重新诠释了“士大夫“阶层，即考取功名的地主知识分子，没有考上功名的地主阶级是预备役，而没有考上功名的平民百姓，不好意思，你们都是泥腿子.......
自此始，中国政治生态中的文武始分家，开始泾渭分明，士大夫阶层重塑了儒家价值文化的取向，把尚武的成分剔除，迎合宋代君主的统治需求，从而人为地造成了一文一武两大集团的对立。
文彦博说：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中国古代政治自此从中央与地方的斗争主线，逐渐转变为君权与相权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