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称“
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
不能，不忍，不敢，是为三不欺。
魏文帝问群臣三不欺优劣，群臣以为，任德而不忍欺，任察而不能欺，任刑而不敢欺。对应于“仁者
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
强仁”，安仁出于性善，利仁出于力行，强仁出于不得已。德、察、刑，所任之不同，便成为三者优劣的先后。
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择其一，皆可以为治。而不忍欺，则更是享有道德优先权，无疑是持之可以御天下的内容。
历史总被理想的模样，越久远的历史越是如此，正如我们的记忆不断塑造童年一样。而现实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那些理想不现实。......
王安石论三不欺未尽善，只得圣人之一端，不可单一而用。
子贱之政使人不忍欺，但至德如尧，犹不免于驩兜之类。子产之政使人不能欺，但子产让小吏将鱼儿放生，小吏却将鱼儿烹食了，小吏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鱼儿游动的样子，子产感慨鱼儿得其所，子产为人所欺明显。西门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却使得“民免而无耻”。
王安石认为三者应当兼用。“任德则有不可化者，任察则有不可周者，任刑则有不可服者。”道德、苛察、刑法，莫不可以为治，而并非所有人可以道德教化，苛察恰恰难以全面穷尽一切，刑法更是难以服人心。
三者兼用的“圣人之政”，王安石认为应该是：“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以仁、智、政三方面概括德、察、刑的内容，试图以三不欺兼用，为尽善的途径。
在揭露古人理想之不现实的同时，王安石又重新编织了理想。
实效如何，其变法的结果人尽皆知。
不言其为吕惠卿所卖，是否足智。单言其政为例。如
青苗法，本意所以有助于百姓，但“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之后无力偿还，反而成百姓负担。利不十，法不立，制度之善意设计，在人性面前总是不堪一击。
三不欺之说，理想而已。千年后，王安石识其弊，修补之，而成新的理想。再经千年后，
曾国藩犹为三不欺所欺。所以求不欺之途径，正是欺世之工具。所以然者，人性而已。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