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东野圭吾的小说，很多很多，《白夜行》，《新参者》，《恶意》，《风雪追击》，《解忧杂货店》，《嫌疑人X的献身》，等等
东野圭吾在《仿徨之刃》、《红手指》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未成年者的犯罪问题。《仿徨之刃》中长峰中年丧妻，与14岁的女儿相依为命，然而女儿绘摩在参加烟火大会后被两个少年强奸致死。他认为日本的《少年法》没办法制裁那两个歹徒，于是选择自己复仇。《红手指》中儿子失手杀死女童之后，父母设计让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去顶罪。《仿徨之刃》是从未成年犯罪的受害者家庭角度进行描述，而《红手指》正好相反，是从加害者的家庭出发。
1990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宿命》，这篇小说被推理界认为是东野创作风格的分水岭。在《宿命》中作者讲到:“犯人制造了怎样华丽精彩的诡计，这样的谜团设定固然不错，但我更希望创作出其他类型的意外性。”东野不再拘泥于凶手和手法，所谓“其他类型的意外性”是指为什么，即“犯罪动机”，作者“寓谜团于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作者开始涉及社会问题，例如滥用权力和科学、虐童等。故事通常以凶杀案为起点意外牵引出另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代表作有《宿命》、《回廊亭杀人事件》、《过去我死去的家》、《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等。在叙述模式上，作者一改前期简单的经典模式，尝试运用较为复杂的结构方式，例如《宿命》拥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和仓勇作的成长之路，一条是须贝正清的谋杀案。通过谋杀案件引出战后日本政府为培育间谍在人脑中安置金属以进行脑科学研究的故事，这项研究的被害者日野早苗是勇作和晃彦的亲生母亲，须贝正清正是想重新开启这项研究而遭到谋杀，这样的情节安排着实给人意外感。政府高层为一己之私轻视生命，给三代人带了了无法平复的悲惨记忆。小说将悲剧根源归结为滥用权力的日本政府，起到了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目的。作者没有将重点放在案件上，而是深入剖析导致案件发生的原因，有时甚至不涉及凶杀，例如《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它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营造悬念，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事，以“记忆”模糊或丧失为基点，将重点放置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以“关系”体现“人性”。
1996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名侦探守则》和《名侦探的诅咒》。前一部用讽刺的手法颠覆“本格派”经典元素，用全新的视角设释了密室、密码、童谣、不在场证明、肢解等。在艺术手法上，小说营造出舞台剧的感觉，天下一大五郎和大河原警部两位主角在扮演侦探和警察角色的同时，他们会偶尔跳离故事情节发展，面对着读者展开像“相声般”的对话，这些对话不仅涉及故事的情节发展，而且常常借题发挥，评论当代推理作家和推理作品，有时甚至对它们进行一番讥讽。后一部以小说的形式阐释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天下一五大郎费劲心思追查的“密室谋杀”其实是门门被碰触后自己落下，凶手的足迹被连夜的大雪掩盖造成的，作品将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与侦探“缜密”的逻辑放在一起，使推理显得荒诞可笑，东野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自己之前言论的质疑态度。在《名侦探的诅咒》中，作者对“本格派”的挪榆更加直白。小说背景被放置在未来世界的小镇上，“本格派”己经销声匿迹，主人公天下一五大郎批评本格派小说：“这种无聊、幼稚、非现实、不自然的东西”让他意识到真实性、现代性、社会性是小说的三大支柱，若非如此，将难以在今后的推理小说界生存。”东野圭吾借天下一五大郎之口表达了他对推理小说的新看法，他决定放弃“本格派”创作道路。天下一五大郎对“社会派”也有颇多异议，他认为松本清张的作品不再适合读者的口味是因为“表现方法的问题，即使使用同样地材料，烹饪方法不同，味道也各不相同。”在作者看来，“本格派”作品因为脱离现实会被时代淘汰，“社会派”表现手法落后，不再适应读者需要，真正优秀且适应时代需求的作品是既重写实又重手法的，于是他开创了“写实本格派”。
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东野的推理小说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几乎本本畅销，代表作有《恶意》、《秘密》、《神探伽利略》、《白夜行》、《预知梦》、《信》、《幻夜》、《圣女的救济》《湖畔》等。 小说以九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东京、大阪两座现代化大都市为背景，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案件经过艺术处理后融入小说内容，例如《白夜行》中的游戏卡带盗卖案，信用卡伪造案，信息犯罪案，《幻夜》中的珠宝抢劫案和《神探伽利略》中的科学犯罪案等，做到了“真实性”和“现代性”。其中《神探伽利略》是典型的理工科推理，全书共五个小故事，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副犯罪现场的画面。 接下来，就轮到警察和侦探出场解密。 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动机，而是犯案手法，要么是高科技犯罪，要么就是一些不可思议的物理现象的变形体。 识破犯案手法，罪犯也就浮出水面。 不过与美国刑侦剧那样完全使用高科技来追捕凶手不同的是，东野是运用逻辑推理及对人性的解剖来推导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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