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继延
伍继延，新浪微博：@天下老伍-伍继延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作者；
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
1992年9月下海创业。
2002年底发起最早的异地湖南商会重庆市湖南商会，出任会长；
2006年4月在重庆发起召开“首届全国湖南商会联谊座谈会”，成立“全国湖南商会协作联谊网”并担任召集人；
2007年9月26日在首届湘商大会发起《湘商宣言》；
2008年6月担任中国杰出湘商评选组委会主任；
2009年5月成功组织“2009湘商寻祖”活动，2009年9月第三届湘商大会期间组织千余名天下华商赴韶山参访并主持发布《湘商韶山倡议书》。
2010年后主要从事民间商会和商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
2012年6月与徐志频合著的《湖南商人》日文版在东京正式出版发行；
专著《在商言商？》2013年11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在北京公开出版发行。
2008年被提名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人物；
2009年被评为“湖湘文化100位名人”；被文化界、传媒界定义为“湘商文化创始人”、“商会活动家”。
现任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评委会主席、北京湖南企业融资投资商会会长、清华大学新百年基金理事、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湖南湘商文化投资公司、北京华商天下文化公司董事长等。
2014年2月，伍继延发起筹备全球性的湘商文化促进会。
2014年1月莅临东莞市湖南娄底商会，并与东莞市长安上名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市湖南娄底商会会长李启尚等商会副会长以上人员举行签名售书仪式。
中文名：伍继延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湘阴县
职业：活动家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代表作品：《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
职务：湘商文化促进会会长
人物简介
姓名：伍继延
性别：男
国籍：中国
籍贯：湖南湘阴县
出生年月：1964年
著名的商会活动家、湘商文化旗帜人物、成立湖南异地商会第一人
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是《湘商崛起》系列丛书的开篇力作，由中国湘商文化首倡者、商会著名活动家伍继延先生完成了一部纪录湘商发展历程的鸿篇巨作。
伍继延先生自2003年创建第一家湖南商会开始，一路披荆斩棘，传播湘商文化，发扬湖南精神。他对于湘商的发展、商会的建设、商业文化的建立等，都有深切的感悟。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工业文明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渐渐能填饱人们生产、生活的胃，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就会凸显出来。正如《在商言商？》所说，工业文明时代需要的不只是单纯的GDP等数据的拔高，更需要同步注意商业文化旗帜的高扬。本书结合作者创建第一家民间湖南商会的经历，深入浅出地提出“湖湘必须从湘军向湘商转型”理念，并批判性地指出“传统商帮已死”，先抑后扬推出商业文化建设的迫切性与必需性。与其说《在商言商？》是一本商人说商事的书，倒不如说它是一本爱国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金玉良言。《在商言商？》事例详尽，说理透彻，剖析深入，以睿智精炼的语言讲述工业文明时代对商业文化的召唤。
湘商文化奠基之作
自2003年伍继延创办第一家异地湖南商会—重庆湖南商会，到2013年正好是十年了。自王跃文2006年底发表“尚需时日话湘商”，到2013年也7年了。为总结湘商十年发展历程，伍继延创作《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并于2013年11月25日在长沙举行首发式。
该书以“92派”独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观照其跳出体制下海经商数十年来所见证的中国商业文化演变历程，以湖湘文化为源头，深度解读湘商文化基因，并结合其商会建设2003-2013年十年的独特经历，剖析传统商帮文化的弊病，思考现代商会建设的难点和突破口。
古代十大商帮为什么没有“湘商”？现代湘商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明清第一古商城”洪江古商城作为古代湘商祖源地的标本意义何在？谁最早提出“湘商”这个概念？第一家湖南异地商会是如何创办的？为什么说“商帮当死，商会当立”，传统商帮如何向现代商会转型？伍继延在本书中都做了精彩的解读和剖析。
该书是第一本全面阐述湘商历史文化以及介绍湖南商会发展的著作，也是“湘商崛起”丛书的开篇之作。“这是湘商文化的奠基之作，必将开启国人对湘商这个群体的重视和关注，以及对湘商文化这个领域的研究热情。”主张“用湘魂武装湘商，由湘商再铸湘魂”的原湖南省社科联主席郑佳明认为。
本书书名《在商言商？—湘商文化与现代商会》，在封面上，这个“？”非常醒目。伍继延解释：在商业圈子里，“在商言商”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商人绝对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在商言商”远远不够，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商人有所欠缺的地方。湘商，一定要有自己的商业文化、伦理道德，也要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商会。成熟的商业文化，和健全的商会组织，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该书从伍继延自己下海南经商开始，中间经历重庆直辖后的从商以及开创第一家湖南异地商会，到后来如火如荼召开湘商大会、开展湘商事业，一直到提出传统商帮如何转型为现代商会的命题。
第一章《逐日天涯：92派的理想与诱惑》，伍继延罕见地披露了当年他和地产六君子交往的故事
89年我所在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就是一个10多个人的单位，成材率非常高。海南中改院院长迟福林当时是海南体改办副主任兼所长，冯仑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我是信息部的负责人，王启富是办公室负责人，潘石屹是我们下属公司的常务副总，易小迪当时是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到我们单位实习，准备毕业就来的。
当时我凭我个人对他们六个人的直观感觉，分别取了外号。比如说冯仑，我给他起了外号叫“冯贤达”。在我的感觉中间，他始终是个社会贤达。给王功权起的外号叫“王老财”。因为王功权是学管理出身的，有认死理的习惯，管理比较认真、规范，在当时来讲，我们还是不适应的，所以我认为他很抠门儿，是个老财。
当然王老财不服气，问我他怎么是老财，应该说潘石屹才是老财。我给潘石屹取了外号更好玩，叫“伪君子”。为什么叫伪君子？因为潘石屹看起来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骨子里是一个商人，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冯贤达还是王老财，最后在商业上都不如潘石屹这个“伪君子”。
易小迪，我当时给他起的外号叫“好孩子”，我觉得易小迪是个中规中矩的人，一直还是守着原配过日子。王启富呢，我给他起了一个当时听起来不太好听的名字叫“土包子”，土里土气，现在看来启富倒是本色不改，偶尔还骑个自行车，游一游运河。
湘商文化第一人
十年的下海实践，伍继延敏锐地认识到，“在自由的市场和集权的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空白，必须要有一个中间物将其连接起来，而这个中介最有效的就是商会组织。”以社会组织形态存在的商会将会是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力量。从2003年开始创建重庆湖南商会，伍继延一直在为湖南商会的建设奔走呼号，经过五年的努力，湖南异地商会的发展朝气蓬勃，湖南商会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了。有了这样的基础，“湘商”终于从概念走向了实质。
“挣脱几千年封建独裁的精神枷锁”，“脱离近年来原始积累急功近利的低级趣味”，“超越‘一个湖南人是条龙、三个湖南人是条虫’的性格宿命”，这是伍继延创办商会的基本出发点。
“湘商最重要的资本是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所赋予的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和实事求是的诚信作风。”商会以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形式，把一种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
伍继延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我曾经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这个工作现在还在做，但现在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市场经济是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和谐社会则指明了中国在经济转型之后的社会转型的方向。和谐的社会，和谐意味着多元、共融的一种社会形态，也意味着这个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社会组织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商会正好是这样一种社会中介组织。”
在伍继延的心中，商会组织者是自己作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身份的最好体现形式。
“市场经济、多元社会、自由新闻、民主政治”四位一体的全面复兴，这是伍继延一直在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伍继延心中这个社会应该达到的最佳状态。这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需要经过几代人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
在推动商帮建设的道路上，积极筹备商会的第一步路，伍继延已经走成功了。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本成形，而多元社会刚刚起步的今天，伍继延对自己未来人生的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他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湘商要崛起；第二，依靠湘商崛起推动湖湘文化的全面复兴；第三，如果新的复兴可以实现，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贡献。
湘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独立群体，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不仅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推动角色，更是湖湘文化第三次复兴的先驱。“湖湘文化新的复兴，一旦成为现实，也就意味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新的巨大贡献。”
流放者归来
他喜欢萨特，但他更喜欢毛泽东。
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他更渴望追求高尚、神圣甚至伟大。
为追逐自由和梦想，他像亲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巨变的许多人一样，不停迁徙和自我流放。
他立志为理想逐日天涯。
他由衷地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伍继延递上名片介绍自己。名片上的头衔足有六个之多：湖南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同时附有湖南、北京、重庆三地的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他将名片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名片上却无法显现伍继延自我流放海南的那段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那一段，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海南，是被他称之为经历男孩向男人蜕变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自我流放地和自动迁徙地。在海南的历练，为他后来的故事奠定了基础。
伍继延的理想
从履历上看，在1988年之前，伍继延非常主流。
伍继延，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79年考入湖南大学少年班；198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并留校工作，1984年入党，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团委宣传部长、教职工团委书记等职；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后赴新建立的海南省委工作，1992年下海。
生长于伟人的故乡，伍继延深受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他曾为自己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而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随时准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伍继延很认真地告诉记者。
虽然主流，伍继延却并不安分。伟人身上的革命与反叛的基因同样对他影响颇深，确切地说，这样的基因在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着。伍继延是他们其中的一员。青年时代，他们热爱自由，大多还是萨特的崇拜者，却处于一个有着顽固束缚传统的国度。他们有着强烈的摆脱束缚的欲望，与彼时全国上下躁动的改革情绪暗合与呼应。
于是，哪里率先列开了改革的口子，哪里流淌着自由呼吸的空气，哪里就有蜂拥而至的热血青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如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海南亦如是。
他们伴随着一个民族，一起走上迁徙之路。
海南建省浪迹天涯
1988年，伍继延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直接奔赴一片让人沸腾的热土海南。
那一年，邓小平一句“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的号令，让那些自认“真理在手，豪情满怀”的有志青年，倍感欢欣鼓舞。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涌来，“十万人才下海南”这句话是对当时各路人马奔海南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号称十万，其实，当时到海南去的人远远超过十万。
伍继延和他的豪情满怀的同伴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广州，再换乘船来到了海南。“当我们早晨醒来，到甲板上，阳光灿烂，沙滩、椰树，还有新鲜的空气，感觉到自由真好。”这是一次自由选择和选择自由的活动。那时候，初到海南的人都感觉到了自由的空气。
伍继延和他的同伴们主要被分配在国家机关和国企、大学。“许多人是本单位有史以来第一个清华毕业生，自然是大有希望了。”伍继延在海南省政府里任职，成为了一名推动体制改革的官员。时年24岁的他踌躇满志，希望推动制度的变革，来造福更多的民众。那时候，海南政府里面有很多像伍继延那样的人，他们年轻，精力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思想方面没有或很少条条框框的束缚，后来他们推出了很多大胆的改革措施。
“待我们刚刚适应海南的种种特色，渴望大干一番宏图伟业的时候，国家为防止经济过热采取‘紧箍咒’”。“特区不特，我要回家”的口号在曾经的热血人才中悄悄流传。海南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伍继延们陷入困惑和迷茫。
时间很快来到了1992年。那一年春天，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席卷整个中国，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敏锐的人们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全国弥漫的都是发财的欲望和冲动。
这一轮的经商潮对中国官员的冲击最大。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
“那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大批的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下海’”。伍继延也“下海”了。为从实践中去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做一个证明也好，为金钱上的追求也好，反正无论如何，伍继延们觉得“下海”就是去做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一大套想法，每个人又都编了一大套说词。而所有的这些理论思想，可以通过做一个企业，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伍继延回忆说。
离开体制，伍继延成为一个房地产商，“做房地产，说伟大点就是搞城市建设，说难听点就是炒地皮。”伍继延喜欢时不时地自嘲一下。他将这一次的选择，称之为一个男人的转变。“最基本的转变，就是所谓三十而立。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些基本东西。”
这个基本东西里边，当然也包括了最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他挣了钱。与他一拨在海南搞房地产的那些人，有的成了日后中国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鳄。
有了钱之后，伍继延开始反省自己，“一下就到了三十岁，到底该做什么，于是我又开始觉得自己有使命，不应该为赚这点钱做生意。”他究竟成不了一个彻底的商人，或者说他从来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商人。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彻底的，那么，深受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那一代人转变得始终不那么彻底。成为商人，拥有财富是他们的理想之一，但不是唯一理想。
在这样一个转变上，伍继延是最不彻底的一个。“从商以来，我透过钱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别人透过钱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钱。当商人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进步还是堕落。”作为商人，他这样怀疑和评价商人，“我觉得经商和做‘小姐’有点相似：首先都是为了钱，其次都是在出卖自己，只不过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色相，而我出卖了自己的智慧。但最终我们都还是要从良。现在的我不过是沦落风尘。”
“从良”是他希望的归属，但“从良”之后要干什么，他并不太清楚。但大多数有点理想主义者色彩的人都渴望充满高尚、神圣甚至伟大的追求，至少在他看来要比“商人”高一点的追求。
1994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海南，开始第二次自我流放。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美国。“我去美国留学的目的，是想了解世界。我自己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但我还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子。”
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太长，1996年又回到了国内。当然，后来他还经常在美国或别的国家之间进行短暂的自我流放，说是体验全球化的生活。
那一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书，叫《逐日天涯》。他给这本书留了一个尾巴，是关于“回归”的。但那时候，他还找不到“回归”的路。
重庆直辖流放西部
重庆即将直辖。经验丰富且嗅觉敏锐的伍继延嗅到了其中的机会。人们将伍继延们称为中国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小老鼠，因为在地震之前，老鼠是反应最快的，老鼠在前面跑，人反而反应迟钝。
1997年，伍继延邀了几位朋友，自己开车从北京向重庆进发，此举仅仅是要亲身体验“蜀道之难”的意境。第一次重庆之行，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印象，伍继延对重庆的投资软环境产生怀疑，感叹“蜀道难”其实难在思想观念的落后、管理水平的低下。
第二次到重庆是1997年的10月。100多名商人组成的全国工商联“光彩事业考察团”抵达重庆进行投资考察，伍继延也在此列。“但大多数投资者来了又走了，他们对重庆的形象比喻是‘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机，但就是找不到着陆的跑道’”，而伍继延站在到处堵车的重庆街头，得出一个结论：重庆的基础设施太差，与直辖市的身份极不相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大有可为。于是，他留了下来。那是他的第三次自我放逐。
重庆正在发生的正是2003年前伍继延在海南所经历的，这一切使他都显得驾轻就熟，胸有成竹。其中，他在重庆的投资最为人乐道的是所谓的“五黄路现象”。
1998年，伍继延的公司在重庆投资建设北部新城第一条五黄路，54米的宽度使它成为重庆市区最宽的马路，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央居住区。“这在重庆楼市中也许存在着某些范本意义”。尽管如今的五黄路车水马龙，但在伍继延看来，五黄路上现在只有两辆车：一是为名、一是为利，而这条路上，这两辆车几乎都达到了目的。
湘商建会流放归来
然而，商业上的成功并如料想的那样给伍继延带来巨大的满足。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始终怀疑，并且越来越强烈。
确切地说，这种怀疑从离开体制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这种感觉对于一个负有社会理想并渴望崇高的人来说可能来得更强烈些。人纵然向往自由，但终归是群居动物，渴望组织的认可，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后。
困惑了很久，他似乎找到了感觉。2002年底，伍继延牵头，在重庆开始筹建注册重庆湖南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一大批民营企业兴旺发达起来，很多人都感觉有种脱节，没人管，没人理，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也就是说，政府的管制和市场发展存在脱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困惑，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商会既不是政府这样的政治组织，也不是企业这样的市场组织，它是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从事新社会组织的创建，伍继延已经乐在其中。
眼下，他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商会组织事业上面，并因此成立了一个湖南湘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他希望通过自己文人的知性和商人的敏锐，在大湖之南，凝聚起天下湘商，并使湘商崛起影响天下。
不久前，首届湘商大会在长沙举行，为湘商概念奔走呼号、在各地湖南商会之间牵线搭桥的重庆湖南创会会长伍继延，自然同时进入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视野。他说他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准了未来事业的定位。
他管自己叫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他已经不只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了。尽管他曾经留长发、穿长袍，在外表上尽可能地表现出对社会主流的叛逆和不同，但骨子里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很听党的话，熟背十七大报告精神；他也很听当地政府的话，他做的事情尽可能地顺迎当地政府的发展思路，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当地政府。他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了一代人自我迁徙和自我流放的自由，并为一代人创造了追逐梦想和追逐幸福生活的机会。
可以作出判断的是，最后的这个一定是真心的。因为伍继延们是伟大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将个人的梦想与社会的梦想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使一代人在思想的迁徙中找到依归。
伍继延把这个叫做回归。流放者归来，是他建议的题目。
伍继延还记得当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要寻找自己的梦，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逐日天涯之后，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并已经有了一个不愿离开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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