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
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认真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中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1849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
百合花大街45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具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马克思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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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品,来到了著名的
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4号,每周房租6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
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这年的12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伦敦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
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
资本主义罪恶的皇皇巨著《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做准备的.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
00余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856年10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指出,干活付钱,这是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工人干活,资本家付给他钱,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等价交换”,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如一个工人一天劳动所得为8元钱,而他在一天之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止8元,可能是16元,也可能是24元,还可能更高.这怎么能是“等价交换”呢?那么这多余的部分,即这个工人工资之外的8元或16元或更高的数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地剥削走了.马克思把这个“帐”算清以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手段、诀窍就给暴露出来了,这使广大工人阶级更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方法,从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待遇准备了充足了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然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都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马克思呕心沥血写作《资本论》花费了4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留下了浩繁的创作手稿.马克思为构建他那庞大而又深邃的劳动价值学说耗费了毕生精力,生前仅来得及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马克思去世之前《资本论》其余各卷均未能问世,哪怕像手抄本之类也未曾见流传于世间.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夙愿,精心整理马克思的手稿,直到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方能与读者见面,而第三卷延至1894年才得以公诸于世.从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到第三卷的公开面世,期间相距27年.至于《资本论》第四卷的问世时间更晚.恩格斯临终之前深知已来不及完成第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只得托付给考茨基等人.1905年至1910年,考茨基终于将第四卷分别整理出版.考茨基在整理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自作主张地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再加上其他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第四卷的版本实际上被否定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本论》第四卷最早的版本,已是
前苏联于1954年至1961年间重新根据马克思手稿整理出版的俄文版本.如果以这一版本的问世时间为准,《资本论》第四卷的真正问世相距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已经遥隔一个世纪之久.
纵观迄今所有的经济学著作,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没有如此漫长的问世经历.这个绝无仅有的问世经历毫无疑问地左右了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时,正值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本著作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又被翻译成俄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到了《资本沦》第二、三卷问世时,欧洲革命正转入低潮,人们对《资本论》的关切程度已远不如前.可见,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主要形成于《资本论》第一卷广为传播的时代,当《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间隔将近二三十年之后出版时,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早已经典化、公式化了.
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在20世纪初叶以前苏联传入中国,传播进来的基本上也是几成定式的解释框架和经典原理.这些经典原理也都是出自于《资本论》第一卷,以致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只涉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我们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普遍关注乃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更不用说《资本论》第四卷至今仍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按照思维习惯,既然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解过程中已经形成经典化、公式化的解释框架,即使以后《资本论》再出现其他各卷,人们一般也只会用既定的解释框架去解读它们.可问题在于,
《资本论》的逻辑框架是递进的,第一卷的解释框架不能够涵盖以后各卷更高层次的内容.当《资本论》第三卷一问世,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的洛里亚,他质疑《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为此恩格斯随即驳斥了洛里亚,同时也阐明了《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谁料想这一事件竟然引发出关于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著名世纪大论战,这场论战在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末一直争论至今,延续一百多年尚未结束,其中不乏有大师级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参与.可惜这场论战仅仅在西方的学术圈内展开,我国学术界始终也未介入这场大论战,因为我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已经被束缚在既定的解释框架之中了.这个解释框架源自于《资本论》第一卷,尔后我们又运用这个解释框架去解读《资本沦》其余各卷.可是世纪大论战的主题远远超越了这个既定的解释框架,其争论焦点不是如何运用书一卷的解释框架去解读其余各卷的问题,而是争论如何认识第三卷与第一卷对立统一的问题.我们局限在即定解释框架的视角内,自然不会明白这场论战的意义所在.
从迄今的大量研究成果来看,要揭开马克思“价值转形之谜”,还无论如何不能跳过《资本论》第四卷.因为第四卷是马克思阅读前人著述留下的读书笔记和思考提纲,其中必有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整体思考和逻辑架构.可以想见,在第四卷尚未问世抑或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第四卷的一个世纪之前,单凭第一卷所形成的解释框架,怎么能够解释清楚或真正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呢?假如《资本论》四卷在当时能够同时全部问世,或许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不会产生这么多误解,也不会有这么多疑义.然而时光不会倒流,历史没有假如.《资本论》独特的问世经历,对后人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划上了擦抹不去的历史痕迹.今天要想深化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唯有消弥《资本论》问世史造成的已有影响,重新从整体上来阅读《资本论》,由此形成新的带有整体性的解释框架,以此来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