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方人来中国，大家都会想到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等熟悉的名字。
明末清初，“西学”开始“东渐”，这是中西文化产生大规模碰撞与交流的第三次高潮时期。因为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着自己深厚的语言历史、道德观念和文化礼俗，而且历来有轻视夷狄的传统。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部分传教士便以学术扣门而入，用科学技术吸引士大夫乃至皇帝等统治阶层的注意，以合儒补儒的方式适应中国传统文化。
而正是“西学东渐”这一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激发了国人追古溯源并集中西之长的兴趣。在传播西学的同时，也促使国人重新回顾、整理了自己先辈几尽淹没、失传的科学发现，清以前的科学技术典籍得到了整理和阐发，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和成就重见天日，与西洋科学技术交相辉映。使西洋人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科技之辉煌和伟大”，也使得华夏文明“老树”焕发了“新枝”。
▲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是中世纪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游记》在西方人描绘中国的书籍中最为渊博精彩，影响流传也最深刻久远，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碰触的先驱和桥梁。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年-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
▲汤若望(1592 - 1666年)，字道未，德国人，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他曾经与徐光启、李天经共同编成《崇祯历书》。
▲郎世宁（1688.7.19-1766.7.16)，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意大利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图为郎世宁画作。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0月9日-1688年1月28日，享年66岁)，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籍清代天文学家、科学家。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托两位来华经商的意大利商人返国时去罗马请求教皇派科学家和宗教专家一百人来中国。教皇闻讯，派修道士和意大利商人同来中国覆命。他们不幸在途中遇到战争，修道士折回，只有意大利商人到了中国。其中一位商人的儿子名叫马可波罗，他根据途中见闻写了一本书，就是世界知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1294年，约翰·蒙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奉教皇的差派，来中国大都（今北京）传教，受到元成宗的欢迎。他在大都建起三座教堂，1305年曾为六千人施洗。
元朝时“也里可温”教虽然兴旺一时，但只在蒙古人，西域人和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当中传播，所以一旦执掌政权的蒙古人被明太祖朱元璋逐出中原，“也里可温”也就随风而去。
明朝末期，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
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下了十年功夫学习中国语文，然后攻读中国古典，经、史、子、集皆晓其义；又通过译书和示范，把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医药、机械，以及制作枪炮的技艺介绍给中国。
他翻译的西方著作，都献给朝廷，所以很得神宗皇帝的器重。明末时，官僚和士大夫信教的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宰相的徐光启以及李之藻、瞿式耜等人。
1644－1662年，是明清两朝交替期。耶稣会士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动乱时代，并得到新朝代统治者的重用。年轻的清顺治皇帝，对负责整顿历法的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特别敬重，称呼他为“玛法”（满洲话：父亲）。
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年仅八岁的康熙继位，政权掌握在鳌拜等保守大臣手中。他们制造了一桩称为“历狱”的冤案，事先已拟定要把汤若望处以“肢解”的酷刑。不料，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在朝廷上正式定案宣判之时，忽然发生强烈地震，保守大臣大惊，改判汤若望“监候斩”（死缓）。此后三天，北京地震不断，人们不敢进屋做事睡觉，人心惶恐不安。太皇太后出面，令立即释放汤若望；但同案受牵连的李祖白等五人都被冤杀，“历狱”也未平反。次年，汤若望去世。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任命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事务，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皇帝对西学有强烈的爱好，每天都要与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等传教士一起讲习，同时对基督教也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1700年，中国教会兴旺发达，信徒已达三十万人。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礼仪之争”：耶稣会士学习中国古典，了解中国文化，知道孔子不是中国的上帝，孔庙是学者聚会的地方；认为烧香、祭祖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对先人的尊崇和纪念。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礼仪采取包容态度，在基督教的仪文中，则允许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变通。多明尼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对耶稣会士的这些做法大为不然，于是将此事上报教皇，引起一场长达七十多年的“礼仪之争”。
康熙皇帝于1722年去世。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本来就不赞成基督教，后来因其政敌有基督教的背景，对基督教就更加痛恨，于是下令进一步严禁基督教，以至于日后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