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单纯论地位的话，其实郭德纲早就已经超过了。
相声行业老说常家、马家、侯家，为什么？不是他们说相声有多么厉害，而是他们三家为整个行业做出贡献。张寿臣说相声更厉害，为什么没有说张家的呢？
在旧社会相声行业很卑微，卑微到比下九流的戏子还不如的地步。虽然说出现过李德钖、张寿臣这样的行业代表人物，但是他们也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并没有改变整个行业的生存状态，“仰望寿臣与连安，苦于撂地度饥寒”是大多数相声艺人的普遍生存状态。
撂地：这是相声的最初状态，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街边给人说相声，属于流动经营，没有固定场所也就没有固定的观众群。
画锅：撂地的进一步发展，相声艺人组成一个群体，在固定的地方画一个圈，艺人在圈内表演、观众站在圈外，这时开始有人专门负责吆喝、揽客以及要钱，就是所谓的“杵门子”。相声从流动改为定点，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等成为了观众听相声的固定地点，形成了固定观众群。
茶棚：画锅的进一步，演员开始使用一些道具，比如场面桌、扇子、手绢、醒木等等，上有遮阴的棚布，下有条凳以及大碗茶，相声节目的愈加丰富，观众群也日益壮大。
杂耍园子：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杂耍园子，相声从街头卖艺变成了登堂入室的艺术表演，这时出现了一个职业叫：经励科，经励科来源于京剧坐科，就是俗称的后台管事。听过阎鹤祥《刘汉臣》的都知道，有个人物叫王十二，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当年号称“曲艺第一经励科”。王十二是绰号，天津有个兄弟剧团，原先叫联义社，取兄弟联义之意，他在结义兄弟里排行第十二，所以行业称他为王十二，一直到1951年“红风曲艺社”改组，成立“天津市曲艺工作团”，王十二还担任业务总负责人，后来反右被打倒。
熟悉京剧历史的都知道，经励科就意味着剥削吸血，几乎所有的京剧大家都曾被剥削，唯一例外的可能是老谭谭鑫培，因为经励科是他儿子。但即使是这种剥削也不是每个相声艺人能轮到，上面说了，为什么要“仰望寿臣与连安”呢？因为有了剥削，相声艺人才有资格出入大宅门去给权贵说相声、进杂耍园子挣一份固定的包银，否则只能“苦于撂地度饥寒”，在街头卖艺，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马家在天津牵头成立了第一家专门说相声和评书的园子，这就是连兴书社，后来改名连兴茶社。相声第一次从曲艺杂耍行业剥离出来，形成了一个专门听相声的忠实观众群，相声艺人也开始凭能耐吃饭，摆脱了过去那种“刮风减半下雨全完”的看天吃饭模式。
次一年即1939年，常家在北京牵头成立了启明茶社，启明茶社开创了一种“计时听相声”的收费模式，改变了原先那种零打钱的收费模式，相声艺人凭能耐吃饭，靠自己的本事赚取稳定收入。
侯家的贡献在哪里呢？侯宝林第一个在曲艺界建立了“同工同酬”的行业制度。经常有人说侯宝林是第一个让相声攒底的相声演员，这不对，准确讲侯宝林不是第一个他是第三个，在他之前李德钖、张寿臣都曾经用相声攒过底，他是第一个让攒底相声拿到同工同酬的艺人。
1940年，为了排解竞争压力，袁文会逼走了燕乐园的戴少甫，燕乐从北京请来了侯宝林。有一次，在天津大观园王十二让倒二的侯大师替唱大鼓的林红玉攒底，按照当时的行规，相声的倒二只能拿240，鼓曲的攒底能拿500多，俩人一调换，相声的底还是240，而鼓曲的倒二只有原先攒底的一半。看明白了吗，这就是经励科的剥削，李德钖、张寿臣又如何，都得受这种剥削。
侯宝林据理力争，相声能攒底就证明艺人有能耐，凭什么只能拿别人攒底的一半。后来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相声的攒底定为460，虽有不足但比原先有很大改变。张寿臣说过一句话：“天底下说相声的都得念侯宝林的好”，他第一个让相声艺人的攒底能拿到“同工同酬”。
以上是马家、常家、侯家对行业做出的贡献，核心都是一个“艺人凭能耐吃饭”，让相声艺人有机会凭自己的能耐打破行业天花板，而郭德纲的贡献也恰恰如此，“凭能耐吃饭”。
在郭德纲之前相声行业曾经很低迷，于谦不是说过吗，他们出去走穴演出，相声演员还不如跳霹雳舞的受欢迎，你这里坐科七年学的相声还不如别人学几个月磁带的流行歌挣的多，这其实很可悲。
郭德纲建立了一种“相声商演”的模式，让相声演员也有资格跟别的演员一样去做商演，就像侯宝林当年据理力争的那样，相声能商演就证明艺人有能耐，凭什么不能比别人挣的多。借用张寿臣的那句话：“天底下说相声的做商演都得念郭德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