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

如题所述

从1912年到1949年的中国,可以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属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上,则属于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也就是说,它属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那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时代中的一个阶段。中华民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晚清时期相比,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少了一些,而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一些,从而显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面貌与晚清帝国的差别。我们的使命就是指出这些差别,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别,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怎样导致延续了100多年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独立半殖民地时代的结束。
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中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时代。史学界多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将这个时代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有合理性,便于从人类活动史的角度考察这百余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在研究社会形态的变化时,笔者不打算将1919年作为本编的起点,而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一个历史区间。理由有两个,首先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第二是1912年资产阶级建立中华民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始建立共和民主政体,使中国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但已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事件之一。同时,辛亥政制遽变,明显打破了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系统与政治系统的高度整合,使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控制有所放松,造成文化相对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与民初社会文化的更新有深刻的联系。
1912年到1949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曾经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没有重大变化,对社会形态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不大。而从事历史活动的人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领导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开始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演进。所以,各主要政治集团力量的消长,成为观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对“黄金时代”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育程度的估计不应过高

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直接引进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性生产工具,引发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代性变革。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除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外,以民族工业的壮大最为引人注目。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投资设厂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继清末出现一次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法制建设高潮之后,民国初年又一次形成了经济立法热潮。南京临时政府在“振兴实业”的方针下,在存在的3个月内,颁布了30多项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令和措施。接收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政府,在先后担任农商总长的国民党人刘揆一和著名实业家张謇的主持下,又陆续颁布了40多项“振兴实业”的经济法规,不但范围扩大了,而且条例规定也趋于完备。如袁世凯当政时期,陆续颁发了《民业铁路法》、《矿业条例》、《矿业注册条例》、《征收矿税简章》、《审查矿商资格规则》、《特准探采铁矿暂行办法》、《查勘矿区规则》以及《铁矿公司监督权限章程》等多项法规。《矿业条例》中所规定的矿税,较清末大为减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劳动立法肇端于这一时期。1923年农商部制定的《暂行工厂通则》,被誉为中国“工厂法的第一声”。以它为代表的一系列法规,涉及工人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给付、劳动条件、福利待遇、补习教育及童工、女工的保护等方面,加上拟议中的《工会条例草案》,基本上涵盖了劳动关系的各个领域。这些法规与清王朝直接把封建刑罚援用于厂矿企业之内的做法相比是有所进步的。当然,制定法规和实施法规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但自清末立宪运动时期开始的制定和颁布各种资本主义经济法规的工作,没有因辛亥革命而中断,在北洋政府时期初步完成,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一定法制保障,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北洋政府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繁荣,但至少可以说这个军阀政府还没有阻断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出现“黄金时代”,本国工业在1912~192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4%,反映了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发展。1913年,本国资本开办的现代工业企业(不包括矿业)有698家,拥有创业资本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1。个别企业家的资本积累十分突出。如荣宗敬兄弟的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两大系统的资本,在1923年以后迅速增长;简照南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在1920~1927年的8年间,由1500万元上升到2011万元。民初的公路建设引人瞩目。1913~1927年间,全国各省公路的修建里程,其中包括绅商和海外侨胞集资修建的,将近3万公里2。在航运业中,本国资本的轮运企业资本1921年比1900年增加了8倍多,达到8899.7万元;轮船吨位增加了6倍多,达到489190吨。有的企业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如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在1921年以后的10年间,资本由20万元上升到320万元,增加了15倍3。中国银行资本的发展似乎比工业资本更加迅速。1912~1927年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0602.8万元,是1911年的8倍。钱庄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以上海为例,1912~1926年间,钱庄数目由28个上升到87个,资本额由106.4万两增加到1341.1万两。原来和产业界联系较少的钱庄,此时开始面向本国资本的工业企业。上海著名的福源钱庄,在1925年到1927年3年中,做过31笔工业贷款,总额达219.4万元4。
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机遇。战争使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也使世界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中国正处于能够满足这一市场需求的有利地位,这种需求一直保持到战后建设时期。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1918年提高了30%。全国的对外贸易值1918年是10.4亿两,1923年增至16.7亿两。中国资本家在西方市场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资金,1918年是180万两,1919年增加到390万两。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枚增加到1922年的1506634枚,其中的63%属于中国厂主。自1917年至1922年,新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中国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5。1912~1927年,全国新设银行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0602.8万元,是1911年以前的8倍6。
还应指出的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特别是袁世凯之后,由于一再出现政治权力危机,政治混乱,内战频繁,所以北洋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相当弱。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力地操纵社会经济,也就同时意味着它不能轻易地破坏社会经济,这反倒给本国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当然,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多次开展的抵制洋货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有力支持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关系也有一定变化,这就是富农经济、经营地主、新式农垦企业在一些地区的产生和发展。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1912年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河南、吉林、察哈尔等8省注册的农牧垦殖公司共有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而1919年已经发展到100家,资本总额1245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其中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较多。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买办商人、华侨,也有少数工业资本家。20年代前期,租地农牧场经营就已经大量出现,例如,1915年,广东一杨姓商人在江湾租地60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经营获利,第二年租地200亩扩大经营。在其带动下,一些“农业资本家”纷纷用自己的资本,向一个或数个地主租地,雇佣农民耕地,自己完全属于监督地位,少数农垦公司大量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成效颇丰。如1915年,一宁波人在黑龙江经营的大农场,资本达80万元,面积36万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并附设面粉加工厂,产品行销县内外。广东的香山县,1919年也出现规模较大的种植粮食的农业公司和种植水果的公司。[1]这些公司在引进近代农业机械、新品种种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农村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在织布业较集中的河北高阳、宝坻,江苏南通等地,一些织户已经属于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业工厂性质;随着农户手织业的商品化,织户与商人之间成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于是工资织户不断增加。1912年,高阳的工资织户占总织户的34.5%,1917年增长到69.2%,1927年达到88.6%[2]。  
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些微发展,远远达不到动摇封建生产关系的程度。辛亥革命后,封建地主经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在北洋政府的“振兴实业”计划中,农业振兴不占主导地位;即便有所谓“兴农”主张,也没有更不可能触动封建土地关系,根本无力改变农业生产的局面。北洋政府实行过所谓的移民放荒政策,把官有荒地、海滩、湖荡的沙田、林地以及寺庙等各种公有土地丈放出卖,封建官地和公地加入了私有化的行列。但这些土地基本上被地主商人以及大小军阀乘机包揽,他们大量圈占荒地,由此出现了军阀地主和官僚地主阶层,这是民国以来封建土地关系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自由买卖更加频繁。除了军阀、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和军事暴力侵占土地以外,商人、高利贷者也通过自由买卖兼并土地,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趋势。
综上所述,对这一时期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育程度不应估计过高。首先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不能否认内因的作用,但“黄金时代”的出现主要是外因的作用。其次,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一定会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民族资本的,即便在它有所发展的时候,也潜伏着难以挣脱厄运的危机。作为中国民族工业中坚的棉纺织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外国资本对华商纱厂的兼并和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令人惊异的是:华商纱厂被外国资本的侵蚀过程的开始,却是紧接在它获取高额利润的大发展之后乃至就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在被人们所共称的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天津两大华商纱厂——华新和裕元,一个在1919年一年之中盈利150万元之多,一个在1918~1922年间盈利达600余万元之巨,然而就在它们营业鼎盛之秋,日本资本集团的贷款,就开始登录在他们的负债表上。而一旦洋债缠身,最后便落得一个被接管或拍卖的结局。上海申新纱厂是华资纱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的盈利,在欧战期间,几乎是直线上升。一个以30万元资本起家的申新一厂,在1920年的盈利竟高达110万元。然而就在这个空前的繁荣期中,申新公司下属各厂中,已经开始有以自己的厂基、机器向外国资本多次进行抵押借款。其中有的工厂后来甚至险遭拍卖。这一发展基础的脆弱是可想而知的。而华商发展基础的脆弱和外商压力的强大,又是不可分的连档裤。”[3]再次,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的,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农业生产力自身无力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很难有持久的繁荣。不论是富农经济、经营性地主经济,还是资本主义股份制的新式农场,都保留着封建根子。在面临封建剥削制度的重压时,它们就会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失去向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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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09-01
  具体情况如下,请参考: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维新变法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同盟会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 上海、 江苏、 贵州、 安徽、 浙江、 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武昌起义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诞生日,源起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1894年11月(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保路运动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武昌起义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临时政府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立共和",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临时政府通告全国采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8-03-10
县 区 乡 村是怎么称呼的?
第3个回答  2017-06-08
的社会是怎样
第4个回答  2015-09-01
礼帽风衣雪茄,旗袍歌女舞厅,短发长袍马褂,马车汽车黄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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