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的事件。一个在开元年尚且处在盛世的帝国，仿佛在突然换了副模样。不仅兵马衰微，国政接连为他人挟持，甚至就在皇帝眼皮底下的三辅地区都屡次爆发变乱。就好似一个在昨天还是称霸世界的拳击冠军，今天就已经成了病榻上只剩半口气的患者。
造成安史之乱怪像的内因是什么呢？
1、府兵没落
府兵制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依靠的是两个必要条件：土地和时间。在农业社会，土地意味着财富。由于府兵的日常训练会占用了一部分农作时间，以及府兵出征时必须准备一切应用之物包括武器和粮食，是否拥有足够的资产就成为决定府兵战斗力强弱的关键。以至于，早期关中等地的军户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自豪。
但在唐初过后，战场的距离不断加大，战争的长时间也因此延长。原本维系府兵制度的根基，随之崩溃。简单来说，就是既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分配给农夫，也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随着唐朝周围的威胁日渐增多，战线延长和戍守军队增加又使得府兵面对更多的经济压力。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初期，府兵制度已经破落到有名无实的地步。
另一方面，帝国本身的兵源扩大，也稀释了府兵们原本较高的个人战斗素养。由于北朝遗留的军户群体，大都在漫长的北方战乱中养成了射箭等武德文化。所以这些人在集中训练后，非常适合与骑兵配合作战。但在更多的南方地区，保有射箭文化的群体相对很少。于是，大量军户开始逐步用起了训练更方便的弩。这虽然有利于兵士们更快形成基础战斗力，却也在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武力上限。
2、城傍崛起
为了弥补府兵持续退化的窘境，唐朝开始实行募兵制来进行补充。但并非所有的下里巴人，都可以像后来的宋朝那样，被大量扩招入伍。更准确的说法是：招募大量武艺精熟，并拥有一定战争经验的外族士兵。
胡人充任地方大将的连锁反应，就是唐朝出将入相的政治传统的瓦解。仅以开元年间而论。在李林甫之前，唐朝从地方镇将变为宰相的就有郭元振、张嘉贞、张说等十余人。前方统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就使得前后方人心统一。军队和国家联系紧密，皇帝也藉由控制近在咫尺的宰相，遥控远在边区的大军。
但李林甫劝说玄宗不用汉臣专用胡将的策略，最终阻塞了边将进入中央的管道。从玄宗个人角度来说，汉臣指挥的边区军队，已经难做到将帅一心。如王忠嗣不敢进攻吐蕃军把守的石堡，哥舒翰却能死战攻克。也就证明了汉臣统御胡人士兵的局限性。加之胡人将领因为目不识丁而无法晋升宰相，也就在中央政府内避免了结党的可能。
按照唐玄宗本来的部署，位于北方的安禄山集团，除了地域外患，还要牵制和平衡在西北对敌第一线的朔方军集团。因为朔方军不但兵员数量和质量为诸军镇之冠，又是在开元天宝时代战争的中心。许多朔方军的将领，都通过和吐蕃、回鹘的交战累积起了威望与军功。要平衡西北军团的影响力，玄宗只能人为的在北方再树立起一个可以抗衡西北诸将的模范将军。安禄山因此顺应了时代的进程，一路平步青云。
3、内亚军事集团的决策与行动
内亚武士集团的活力来自部落间的残酷竞争环境，同样其危险也来自于旺盛的竞争意识。当意识到自身的实力超过了其雇主可以控制的范围后，无论玄宗提拔起来的是安禄山、史思明或者是仆固怀恩，叛变的几率都是唐朝所无法承受的。
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借口是讨伐宰相杨国忠，类似于后来明朝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清君侧。整个安禄山集团，出动的蕃汉步骑兵力可达15万之多。其中包括了靺鞨、奚、突厥、契丹等辖区内外的民族部队。不少人就是直接征调的城傍兵。城傍士兵的特色是骑兵多步兵少，正好与步兵多骑兵少的残存府兵们，形成互补。其中精锐者为契丹、同罗、奚族等胡人降兵8000人，安禄山呼之为曳落河，也就是突厥语中的壮士。
唐玄宗的应对之策是马上迁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令其部将郭子仪接任朔方节度使。随后以高仙芝统领长安附近的飞骑和彍骑两部，并紧急召集陇右、朔方和河西的屯军在二十日内聚集长安。其战略防御计划的重点在于以同样以蕃汉雇佣兵作为主力的西北三镇，对付安禄山麾下的范阳和卢龙军精锐。
然而在此之前，安禄山已经以重骑兵为先锋一路西进。名将封常清在洛阳附近招募的步兵，毫无招架之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驱李光弼、仆固怀恩等胡人将领，在第一时间就对安禄山发起了反击，一举歼灭了7000敌军。
这些战役也证明了自北周时代以来强化府兵制度，彻底难以为继。以纪律严格的步兵来阵列对抗胡人骑兵的优良传统，完全湮灭。空有数量优势的庞大步兵军团，已经不能对敌军的大力骑兵，构成有效威胁。
4、地缘困局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初期，唐朝在战略上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安禄山军南下渡河之前完成河南的防御。由于以骑兵为主的安禄山先锋军团行动迅速，导致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在进入重镇陈留几日后就被叛军克城俘虏。
河南地区对于唐朝的重要性，远远不局限于东都洛阳一地。这里还是于保证粮食与税赋从江淮到长安的运输生命线。安禄山军攻陷河南后，维系唐朝中央运转的物资，只能沿长江向西，从江汉地区辗转到长安。在雇佣兵为主的战争中，物资的充裕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唐军在中后期一系列重要战役中表现的惰性和软弱，正是江淮税赋输送困难，在军事上的直接体现。
可是大好局面下的唐军，却在短时间内输光了牌桌上的大部分筹码。甚至连作为李唐根据地的长安及附近地区也沦于敌手。只要稍微了解内亚系军队的特色，不难明白对以骑兵尤其是披甲骑兵为核心的他们，由于其机动性强的优势，对于应战多条战线上的敌人并不陌生。正如安禄山手下大将田乾真所说：今四方行垒，皆新募乌合之众，未经行阵，岂能敌我蓟北精锐之兵?！
唐朝的成功与失败，无疑是成也内亚败也内亚。统治集团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掌握了北朝留下的内亚技术与军事资源，做到了最终的一统天下。基于这层生态基础，唐朝长期建立一套依靠粟特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把持的对外贸易通道，而国内的广大居民不得私自参与。但当更多来自内亚的集团迁入，只能使用上一代流入技术的王朝本身，也就不再占据高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