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时期，学术思想非常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一直到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后世的学子都学习儒家经典，其他家的思想才慢慢消亡。那么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这个观点对后世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个人认为汉武帝这么做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为后世的朝代储备了人才，导致其他家思想消亡。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汉武帝之前人们对于君王没有那么尊重，他们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君王的地位得到提升，儒家认为君王是天子，是代替上天来管理百姓，君权神授，非常神圣。并且儒家非常赞成大一统的统治，这样有利于汉朝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独尊儒术让后世培养了很多人才。
儒家有很多培养人的手段，他们对后人的影响更加巨大，儒家讲究仁政爱人，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对社会有贡献，并且开设了很多儒学馆，当时很多人都学习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比较世俗的思想，认可人经过努力能够齐家治国，因此汉武帝独尊儒术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对后面的朝代治理提供了思想，保障了人才的培养。
三、独尊儒术使其他家的思想没有人继承，最后直至消亡。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让当时的统治更加稳定，但是也造成了其他家思想的灭亡。因为学习其他家思想的人都想自己能够有作为，但是汉武帝这么做，学习其他家的人没有了用武之地，自然学习的人慢慢就少了，最后只有道家以道教的形式还有所保留，其他家的思想除了儒家都只能存在于书籍当中，而没有人研究。
说起儒生入仕的经历，他们逐渐压倒其他诸子杂学，成为汉廷之内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派，应该始于孝武初政之时。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儒学的专崇离不开两位重要人物的努力。一位是董仲舒，另一位是公孙弘。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正式向孝武帝提出了兴办太学以养儒士的建议。10年之后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循着这条建议推动博士官招收弟子（当时确定员额为50人），天下郡国贡士太学定为西汉王朝的例行制度。
从此儒学成为国家教育体制唯一认可的显学，也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独尊儒术”的局面。
然而奇怪的是，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看似并肩作战的儒学宗师，私下里却连一点儿交谊都没有，甚至还彼此攻讦，操戈相向。班固说：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儒生，能够博通群经的——也就是能同时研究《易》、《书》、《诗》、《礼》和《春秋》这五部经典，并且达到高深的造诣，将五经融会贯通——往往只限于少数不世出的天才。更多的时候，专治一经才是儒生们求学的常态。
董仲舒和公孙弘同是研究《春秋》出身的学者。相比于治《诗》、治《礼》的别派同道，他们二位的渊源更要亲近一层。董仲舒学术湛深，成名已久。早在景帝朝就被引入太学，拜为博士。而公孙弘则是半道出家的“野路子”，年过四十才开始接触《春秋》杂说。因此司马迁和班固一致认为，单论学术水平，公孙弘是赶不上董仲舒的。
至于他们二位的矛盾，倒不源于学术意见上的分歧，而是清廉耿介的董仲舒瞧不起公孙弘的私德。他总认为公孙弘侍君奉上太过谄媚。被学术权威打上了“从谀”的标签，这不但会影响到公孙弘在儒林中的口碑与评价，甚至可能危及他顺风顺水的仕途前景。
为了铲除董仲舒这个隐患，公孙弘想出了一条假公济私的毒计：他以丞相的身份向孝武帝建议，派董仲舒前往胶西国担任国相。
当时在位的胶西王刘端乃是孝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仗着先帝之子、今上之兄的亲贵身份在国中横行不法。中央派往胶西国的二千石官吏若对刘端的不法行为稍事规劝，便会招来他的恶毒报复。可要是听之任之，甚至与刘端沆瀣一气，又会因为渎职而毙于天子的雷霆之怒。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胶西国因此被许多官员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
但就是这个火坑，公孙弘却硬要把董仲舒往里推，巴不得把董仲舒烧个粉身碎骨才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公孙弘想不到刘端这个“呆霸王”虽然蛮横，居然也尊敬董仲舒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在董仲舒的规劝下收敛起了往日的锋芒。胶西国内因此波澜不惊，并没有像公孙弘期待的那样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连凶残阴狠的刘端都对董仲舒礼敬三分，一直标榜自己心向儒学的孝武帝刘彻却为什么要把这位儒林泰斗远远儿地发配到山东去，而把那个学术与人品都逊色一等的公孙弘留在中枢，甚至拜为丞相呢？
班固解释说，这是因为公孙弘“希世用事”之故，也就是说公孙弘望风梯荣，会瞧主子的脸色办事。这倒也是事实。《史记·平津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次上朝，公孙弘事先与汲黯等大臣商定了上报皇帝的条陈。可陛见之时，孝武帝却流露出与条陈相左的意见。见势不妙的公孙弘马上背弃了汲黯等同僚，表态左袒武帝。
汲黯的刚肠嫉恶在朝廷内外那是出了名儿的，更兼他是武帝御于潜邸时的旧臣，讲话一向放言无忌。哪怕针对孝武帝本人，汲黯的毒舌也绝无收敛。公孙弘胆敢临事反水，汲黯哪里饶得过他？于是当场便发作了起来，带头斥责公孙弘“不忠”。千夫所指之下，公孙弘却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话：
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的意思是：顺从君主的旨意就是臣子忠诚的表现。至于别的，在所不论。按照儒家的原始教义，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是对等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只有君王遵循礼义的原则向臣子下达命令，臣子才负有尽忠职守的责任。
而公孙弘在上文中的那一番表态显然打破了这样一种契约。按照公孙弘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抽象的道理（即“礼”）来约束君主的言行。君主的意志就是不可置疑的道理，尊奉王命就是不可挑战的道德。司马迁曾说“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史记·平准书》）。
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公孙弘的所作所为等于主动找来一条绳子，把他自己和同僚们的手脚都绑了起来，置于君主意志的桎梏之下。而作为契约的另外一方，皇帝的意志却摆脱了礼义的束缚，获得了近乎无限的自由。这样一来，原本对等的君臣契约遂变成了一份大大有利于君主的“不平等条约”。
而比这更糟糕的是，公孙弘竟然声称捆绑臣子的那条“绳子”不是他自己搓的，而是圣人孔子着于《春秋》，留给后世的。
作为缔结君臣契约的一方，公孙弘出卖同僚，近乎无原则地向皇帝让渡权利。这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加强君主集权的孝武帝来说当然是一个很有利的臂助。
于是皇帝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汲黯的指控，保护了公孙弘，并在此后顶住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声讨，一再给公孙弘加官进爵，直至抬举他做了丞相，位在百僚之上。
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此中国各朝只以儒家理论及价值观发展。抹杀了墨家等自然科学学派。
隋朝“科举制”-从此社会的主流只有儒家学说，纵观中国历史上书籍，所有事、物几乎都以儒家思想来自圆其说。
曾经有伟人说，中国历史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真正禁锢思想的是董仲舒和汉武帝。
欧美的科学发展比中国晚太多，为什么可以迎头赶上甚至超越？因为没有一个学说会如此禁锢他们的思想达2000年之久。试想一种思想都传承2000年了，人还如何进步、社会还如何进步？
尊儒的唯一好处就是统一思想，维护统一。却也让中国2000多年里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