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17世纪的显微镜专家都如此重点关注动物生理学，最活跃的显微镜专家之一，格鲁（Nehemiah Grew，1641—1712）是英国植物学家和医生，他主要把显微镜用于观察植物（马尔比基偶尔也把显微镜用于研究植物解剖学和动植物发育解剖学）。
博物学落后于物理学和天文学有许多理由。首先，这个领域很复杂，相比于物理科学，博物学家需要在更多的领域打好根基和掌握专门技术。为了认识生物，他们需要化学和仪器作为帮手，但这些尚未得到开发。他们需要分类系统。他们还需要详细考察形态学、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方法。再有，在考虑到博物学时，人们发现，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更为困难。直到17世纪末，生物科学家才开始意识到，探讨翅膀如何工作或研究植物的茎，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把这些追求看成有其本身价值，它不在于为人类某些实际目的服务，而在于为了知晓自然的机制。几个世纪以来，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包括对人类和动物研究，都是医学的仆人，它的价值只在于满足医学需要。关于植物栽培及其植物学知识，仅当它用于食物或草药时，才被认为是有用的。生物学的这些偏见实在难以摆脱。
格鲁及其他人用现在大家熟悉的比喻，把宇宙的机械论观点与宗教调和在一起，这就是说，钟表由伟大的钟表大师设计制作并投入运转。而上帝就像那位钟表大师，创造了所有的部件，并使之运转。格鲁写道：“自然就是一部大机器，由上帝之手创造和控制。”
这一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不谋而合，所以，打算建立一种内在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格鲁，甚至相信植物都是有“美德”（Virtue）的。哥白尼也许证明过宇宙并不围绕地球旋转，但是在博物学家眼里，人类仍然处于自然的中心位置，动物学家研究动物解剖学就是以人体作为参考。英国皇家学会试图鼓励在农业中运用科学方法，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谈不上激进，肯定不能和科学革命相提并论。所以，这样的指导对生物学家摆脱旧观念无济于事，而与此同时，他们在物理科学领域的对手却由于依赖观察和实验已经取得了成功。
格鲁承认博物学家需要更激进些。在1672年出版的《植物哲学史》（PhilosophicalHistory of Plants）一书中，格鲁提出了一个植物生命的研究纲要，试图为真正理解植物的生命史而创造条件：
“首先，植物，或者它的任一部分，生长靠的是什么手段，种子又是如何长出根和茎。……植物所需的养料又是怎样及时地在不同部分制备的。……它们不仅在大小，而且在形状上，怎么会有如此之显著的差异。……然后询问，它们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运动；为什么根向下生长，且这种生长有时垂直，有时更呈水平向：为什么茎总是向上生长，且这种生长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长势……再有，什么决定了它们的生长季节；什么决定了它们的生活周期；为什么有些是一年生，有的是二年生，有的是多年生……最后，种子又是如何储备形成和适于传播的。”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格鲁对植物解剖学的研究使他成为最早认识到花是植物生殖器官的人之一。他还认识到花朵是雌雄同体的，也就是说，在一朵花中同时含有两种性器官。格鲁认识到了雌蕊和雄蕊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他还证实了雄蕊产生的花粉粒，其作用相当于动物中的精子细胞。
不同于他的同事，格鲁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运用化学中常用的实验方法，观察这些技术（如燃烧、焙烧和蒸馏）产生的效果。遗憾的是，由于受时代限制，他只能使用欠完善的实验室工具，从原始粗糙的技术装备到低劣的显微镜透镜，于是，他的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只好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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