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啊———周作人！！

Question

我想知道：周作人一身与北京的关系，越详细越好~~或者和北京有点关系都行啦~~

谢谢为我解决问题的神大人们——鞠躬——鞠躬——鞠躬——~！

Answer 1

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周作人在北京整整居住了四十七年。从32岁的1917年来北京之后，到他82岁去世的1067年，正好是五十年，但在1945年的12月曾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待了将近三年，出狱后又在上海待了几个月，刨去这三年时间，便是47年。因此周作人的大半生是在北京度过的，也因此他把北京是看做自己的故乡的，——好像在《故乡的野菜》中如是说。

但在1917年来北京之前的1905年，即他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曾到北京有半个多月时间的逗留（毕业考试），期间还去看过几场京戏，特别是盖叫天的演出，他是亲临观摩的，虽对京剧京剧没有留下好印象，但对这初次到北京，他有详细的记载，包括清朝那时南京到北京的具体行程，比如划船过黄河，因为他有原始日记，所以他在《知堂回想录》中的介绍，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

绍兴和北京，大概在周作人的心目中，也许更喜欢北京。他在许多文章中，除了对绍兴的乌篷船、水果和蔬菜有点留恋之外，其余都没有好感，特别是冬天的冷和夏天的热，很是讨厌，还有蚊蝇的骚扰。这些都说得很有道理。确实说出了江南水乡的缺点，因为本人也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很是同感。

他喜欢北京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北京八道湾的起居装潢几乎都是日式的，是他与鲁迅自己设计的，他喜欢日本的生活方式，在几篇《日本窥测》有专门的介绍，又娶了一个日本妻子。所以他在北京的居住环境是比较舒适的，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因为他喜欢在北京“苦住”，至少有两次与他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次1937年抗战爆发，因为坚持苦住北京，最后沦为阶下囚；第二次1949年没有接受胡适去台湾的邀请，坚持回到北京来苦住，使他晚年也因此经历了文革，并提前结束生命。所以，周作人对北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用“苦”字来况味，还是很有寓意的。

Answer 2

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周作人（1885.1.16～1967.5.6），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39年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建国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