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中国水灾和旱灾这两种灾害时空分异,规律及联系

如题所述

水灾,包括洪水和涝渍两种主要类型。洪水是由于特大地表径流不能被江河、湖库容纳,水位上涨而泛滥导致损失的灾害类型,一般发生在以降水为主要补给的汛期。涝渍则是洼地积水不能及时排出所导致损失的灾害类型,多发生在蒸发弱、排水不畅的低洼地。洪涝灾害的成灾与否,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及人为因素密切相关。相同的洪水强度,由于河道的整治标准、两岸的工农业布局与规模、人口密度和社会财产的集中程度的不同,可能造成不同的灾情。水灾的历史资料中,很难区分洪涝灾害的界限,因此,在本书中,洪涝灾害被统一称为水灾。水灾的孕灾环境包括大气环境、水文环境以及下垫面环境等。致灾因子包括暴雨、海啸、冰川消融、冰川阻塞、冰凌、溃坝、城市洪水、水库洪水及其他洪水等。承灾体则包括人、城市、工业及矿业、农业、森林、牧业、渔业、交通及环境等。灾情包括人员伤亡、工农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等。
中国作为一个地形复杂、季风气候显著的国家,历史上一直是世界上水灾频繁、灾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水灾分布广泛,各省区都有程度不同的水灾发生。水灾是中国经济遭受损失最严重的灾害之一,也是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991年江淮特大洪水、1998年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水引起了全社会对水灾的高度重视。
1912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的水灾灾次时空格局中,高值中心位于东北松嫩平原、关中-陕南-河西地区和江淮地区。分析表明:第一,中国水灾的宏观分异与人口分界线(胡焕庸线)相对应,体现了气候-地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水灾承灾体分异控制着水灾的分界线。第二,中国水灾重灾区呈团块状分布,主要与地貌格局相对应,最为典型的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与暴雨中心对应最为明显的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陕甘青接壤地区。第三,水灾范围总体上有自中原向南方、东北和西北扩展的趋势,这与人类开垦土地的进程密切相关。
1949年以后,中国的水灾格局发生了变化。在1949年至1965年期间,水灾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且二级阶梯以东为水灾严重区。而在1978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水灾格局呈现东北-西南走向、东南-西北更替的四个梯度区分异:胡焕庸线以东较重,半干旱地带次重,北疆严重,寒、旱区轻的格局。对比两个时段的水灾分布范围和发生频次,后者的灾情均大于前者,水灾高值中心也发生了变化,由华北平原(以河南为中心)向南、向北、向西南扩展。
旱灾,是由于长时间无降水或降水量少造成空气干燥、土壤缺水而导致的灾害,是全球范围内影响面最广、造成农业损失最大的灾害类型。它由较长时间的气候波动或气候异变引起,常与大气在全球范围内的波动有关,可以持续数月甚至若干年,是一种渐发性自然灾害。旱灾可以根据承灾体的不同分为农(牧)业旱灾和城市缺水灾害。由于干旱具有发生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旱灾发生通常会引发旱灾灾害链,形成的次生灾害影响更加突出,因此,旱灾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较大。
中国是一个旱灾频繁发生的国家。据统计,全国每年旱灾损失占各种自然灾害损失的15%以上。在1950年至2000年期间,旱灾发生频次约占总灾害频次的1/3,为各项灾害之首。根据对1950年至2000年全国旱灾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统计资料分析,全国多年平均受灾面积约为2114×10^4hm^2,约占全国播种总面积的14.9%,其中成灾面积约为912.5×10^4hm^2,约占全国播种总面积的6.3%。近50年来,中国的旱灾发展趋势表现为面积增大和频率加快。
1949年至1965年期间,中国旱灾格局总体呈东西差异,从西到东有4个梯度带:西部低旱灾频率带、中西部较高旱灾频率带、中东部高旱灾频率带和东部沿海较低旱灾频率带。其中,高值县(年均灾次>12%)有115个,约占全国县域总数的5%;在北方相对集中分布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和宁夏;在南方主要分布在中部5省(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河南)和四川东部、贵州北部和云南。1978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旱灾格局仍呈现东西分异。重灾区在北方的分布变化不大,其中华北平原的灾次有所减少;南方重灾区的分布变化较大,中部5省区整体旱灾频率减小;贵州则明显增大。全国灾频>0.12的高值县有64个,约占全国总县数的2.8%,较1949年至1965年减少一半;灾频>0.08的县域有693个,约占全国总县数的34%,较1949年至1965年增加12个百分点。对比两个时段的旱灾格局,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旱灾空间格局总体呈东西分异,在后一时段,北方旱灾频率高于南方。旱灾灾频有明显的沿一定走向的地带变化,这种分异可能是阶梯地势、降水带空间摆动和承灾体综合作用的结果。北方旱灾高值区的展布与东南季风影响和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退化相关。第二,后一时段与前一时段相比,全国发生旱灾的范围整体扩大,前时段发生旱灾的县数占全国总县数的83%,后者约为94%;旱灾区域向西扩散,重旱灾区域向东北和西南推进,这主要体现了人类活动,特别是旱耕地开垦的扩展方向的影响。第三,从承灾体之土地利用类型看,旱灾高值中心在牧区较稳定,大体都在内蒙中东部附近,在农区变化较大,高值中心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由单中心向双中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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