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下最惨绝的大屠杀
希特勒在1933年就任德国首相后，他的纳粹政权就制定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犹太人的计划。被流放和屠杀者不计其数。二战爆发后，德国军队每攻占一个地方，都要使用毒气或是枪杀等各种方法屠杀了肃清和屠杀当地的犹太人。
很多史料证明，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乃至他执掌政权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敌视比起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来说要逊色得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欧洲其他国家都曾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当时全世界的犹太人广泛地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宽容的天堂。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学者和专业人员比当今美国和英国还要多。
然而，并不极端仇恨犹太人的德国人在整个二战杀死了近600万犹太人，如果按照每天屠杀150人计算，要想消灭600万人需要100多年。但纳粹仅仅只用了4年，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屠杀都望尘莫及的。
德国人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屠杀犹太人？社会学家说，这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科学技术制造大屠杀
首先，我们毛骨悚然地发现，现代文明最引以为豪的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都参与了这场大屠杀。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之间是彼此竞争、优胜劣汰的，希特勒的纳粹党由此得出了劣等民族就应该被淘汰的结论。从纳粹统治的第一天起，生物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领域里著名学者们就已经被组织起来根据“先进科学的国际标准”来调查“犹太人问题”。
人类学家证明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毒、贪婪、淫荡的民族。遗传学家告诉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科学就这样判处了犹太民族死刑。
纳粹还利用犹太人和其他囚犯作为“科学试验对象”，在他们的身体上进行大量的绝育和阉割试验。德国还把已做了绝育手术的人作为劳动力利用。这种试验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垮台时为止。
纳粹还把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运用到这场大屠杀当中。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如同一个组织严密、管理有效的工厂。所不同的是，工厂生产商品，而在奥斯维辛，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每天的单位量被仔细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源源不断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而烟囱，这个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则将焚化人体的躯体产生的滚滚排出；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
纳粹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管理方式，使这部屠杀机器的“高效率”运转：整个屠杀过程步骤非常清晰，首先将犹太人在各地集中，然后运到各集中营，掠夺其财物，鉴别挑选还有压榨价值的劳动力，其余的送进毒气室，杀害后再次剥夺有使用价值的部分如头发和金牙，最后送进焚尸炉。屠杀程序犹如“流水作业”。焚尸炉多长时间能烧毁一具尸体，向焚尸炉中送风多少时间等等，不仅都经过事先精确的计算，而且现场有人监督严格遵守时间。为了创造最高的效率，焚尸炉的设计公司与党卫军进行过好几个月的研究和试验。在这套精心设计的流程下，每天早晨运来的受害者，在傍晚时分已经化作灰烬。
恐怖的理性思维
17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宣称，人类可以依靠逻辑推理得到可靠结论，考虑利害关系，精确算计自己行动的成本和后果，指导自己的行为。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已经是理性完全取得胜利的时代了，却最终制造了这场屠杀。
希特勒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制造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一旦目标确立，纳粹的“专家”便开始冷静地根据现实设计制定最佳的方案，动用所需的资源，理性地实现目标。他们不仅使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研制最具效率的杀人武器，还通过先进的管理手段以使屠杀过程达到准确、快速、清楚、一致、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的最佳状态；他们不仅精密地计算每杀一个人所需要的成本，还会认真考虑杀人之后的“废物利用”。
更可怕的是，理性还驱使犹太社区的领袖们与刽子手合作。每次纳粹总是告诉他们，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会死，比如来自贫困地区的“共产党”分子，其他人则会安然无恙，只要他们交出这一小部分人，就可以拯救大多数人。于是那些犹太社区的领袖们经过理性考量，选择与不共戴天的敌人合作，为纳粹提供记录、把即将被害的人归档；监管为受害者维持性命而进行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直至毒气室腾出空来可以“接纳”他们；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造成混乱最小的地点,并为这最后的“旅程”积敛和提供资金！
他们干下这一切，竟然有令人信服的理性的解释：为了大多数。维尔纽斯的犹太首领根斯宣称:“用一百名受害者，我救了一千人；用一千人，我救了一万人。”每次“行动”之后他们都相信这是最后一次，诸如“避免损失”、“活下来的代价”、“更少的罪恶”等原则都被用在了人命的计算上。
办公桌旁的杀人犯
人类以往的任何一场屠杀都离不开狂暴、仇恨这些字眼。但靠狂暴和仇恨去杀人是极其原始和低效的。它们通常在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经消失。滥施私刑的暴众有时可能为怜悯所动。只有现代官僚机构才能实施坚持不懈的、无遗漏的屠杀。
首先大屠杀实际上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设计合适的设备，制定各种预算、计划和“生产”流程，不断协调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等等。总而言之，需要一个现代官僚体系来运作实施这一计划。
更可怕的是，现代官僚机构将一个个正常人变成了杀人犯。现代官僚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分工和层级服从。每一个成员都从事着专门的工作，发挥着有限的功能，很难知晓或不关心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下属要服从上司的命令，无论对错，只管执行。
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绝大多数是极普通、极平常的一般民众，他们在家中都是好丈夫，好父亲。可是一旦他们被纳入现代的官僚体系之中，就变成了巨大杀人机器的一个零件，“零件”是无所谓道德和情感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是上级下达的指令。屠杀过程分解为一个个阶段，每个人只负责某个阶段，与受害对象产生足够的距离，如此一来每人都在屠杀，但没有人具体地直接地屠杀。
德国战后在清理纳粹罪行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办公桌旁的杀人犯”，就是指那些为数众多、虽没有直接参与党卫军一点暴行，甚至根本没有去过任何集中营的所谓管理官员。他们制订规章，起草执行办法，签署信件，打电话，参加各种会议。他们用不着离开办公桌，却能够灭绝一个民族。在现代官僚组织中，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
如果以现代文明推崇的科技、理性和组织性来衡量，纳粹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成就。就像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杀虫剂的现代工业农场远远超过了只有马匹、锄镐和手工除草的农庄一样，纳粹大屠杀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的屠杀事件。如果我们仍然盲目迷信现代文明，类似纳粹大屠杀的社会灾难将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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