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范文(不要名著)

如题所述

读书笔记范文:(一)读《屈原列传》有感
(《屈原列传》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部分。)
屈原的模式,就是“愚忠”。

屈原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他对楚王,或者也可以说,对楚国的忠诚;但人们往往不屑于提及:他对自己家族的忠诚。

屈原官职做到左徒,这相当于主管政法、外交的国务院副总理,史书说他“博闻强志,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证之以屈原的《九章·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惜念过去我曾深受信任,领受国王的诏令而使时世清明……国家的机密我都装在心里,即使我有了差错君王也不处分)——掌握国家机密,有了过失楚王也不处分——屈原是曾经享受特权,得到过主人宠爱,受过楚怀王“知遇之恩”的。

屈原又曾做过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这官职大约相当于组织部部长,是一个遴选并训导家族子弟,机要而又显赫的重要职位。楚王从渊源上讲,是为熊姓(熊之先,又为芈姓),抵屈原时,熊姓王族有了“昭、屈、景”三个分支。所以从宗法制度而言,屈原事实上是属于楚王家族的。王事即家事。效忠楚王,也就是效忠自己的熊氏家族。

知遇之恩与家族背景,构成了屈原效忠主人,对主人忠贞不二,效忠楚国,死也不肯离开楚国的深刻原因。由屈原展示的爱国行为,作为一种政治风景一直具有动人的一面。屈原的时代,是少有爱国意识,或所谓祖国观念的。如卫人公孙鞅,可以为魏国服务,也可以为秦国服务;公孙鞅的老乡吴起可以为鲁国服务,也可以为魏国服务,还可以为楚国服务;战国名将廉颇,遭了赵王疑忌,一怒跑到楚国,最后死在楚国。这类行为,各当事国并不以为可耻,后世也没有发生因此而轻看他们的意见,或称之为卖国求荣什么的。与屈原同时代的另一种类型人物如著名的隐士庄周,与那位对屈原唱着“沧浪歌”掉头走开的渔父,他们以与统治者拒绝合作的姿态,也在观念上省略了国家或祖国意识。

屈原在遭受打击与排挤之后,也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多次流露要掉头走开,背弃楚王或楚国的念头——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我并不难于和你离别啊,只是伤心你的反反复复)。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想到天下如此辽阔广大,难道只在楚国才有名君吗?)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间何处没有香草,你又何必苦苦怀恋故地?)。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应该努力上天下地,去寻求意气相投的同道……趁着现在我还年轻,大有作为的时光还多)。

“时缤纷其变异兮,有何可以淹留?”(时世纷乱变化无常,我又怎么可以在此久留?)。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国内既然没有人了解我,我又何必怀念故国旧都?)。

“欲高飞而远集兮……”(我要远走高飞啊……)。
“欲横奔而失路兮……”(我要变易正道乱走一条路啊……)

“世浑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举世污浊没有人了解我,我要奔向远方不再回顾)。
“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我心怀忠信却落得失意彷徨,心中飘忽没有着落我将远走他乡)。
……

事实上,这也正是公孙鞅们远离故国时的心理状态。假如屈原循着这类思路去行动,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定会是另一个不同的屈大夫了。

但他终于没有走开。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想到远处去却又无地可以卜居)也许是另外一个理由——以屈原当时的身份、地位,他的极度自尊的天性,他能投靠哪路诸侯呢?但这应当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他得到过楚怀王的知遇之恩,他本人又是楚国贵族——楚国政治就是熊氏家族政治;楚国的问题也就是熊氏家族问题;楚国的苦难当然也就是熊氏家族的苦难。背离楚王,也就是背离了熊氏王朝,同时也就背离了熊氏家族。背离,对于清介耿廉,颇具名士派头的屈大夫来讲,要承担三重恶名,这是他不可能做出的事情。最后,屈原在极度矛盾与痛苦中,自杀殉国,或者说,殉楚怀王,殉熊氏家族。这是屈原与一班战国游士公孙鞅、吴起、廉颇,以及隐士庄周、江上渔父等人不同之处。屈原自喻为高贵的桔树,说是“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领受天地之命不可迁徙,只扎根生长在南方的国度;因为根深蒂固所以难于移植,更因为有一个专一不二的意志);“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鸟飞再远总要返回故乡,狐狸死时脑袋必然向着出生的山冈);表明了他眷恋楚国,视楚国为祖国,生是楚国人,死是楚国鬼的爱国热情。这一点,打动了后来无数的读书人,“祖国”的观念,开始萌生。我对屈原近于狂热的爱国精神无意加以异议;我想说的只是,屈原对楚国的爱,除了他性格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缘于楚怀王的知遇之恩和熊姓家族的背景因素。假如没有当初“王甚任之”,“虽过失犹弗治”这样的知遇之恩,假如他不属于熊氏楚国贵族,他是很有可能掉头走开,投奔其他诸侯,如公孙鞅、吴起、廉颇辈;或者如庄周、渔父那样,做一个对国家社会均不负责任的高人隐士。

有意味的是,这个楚王抛弃了他。原因呢,据屈原自己的解释,或据后来弄历史的人解释,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奸臣当道。

从此,屈原在无比委屈哀痛的心情下,开始了他那诗意盎然、连绵不绝的牢骚。他把一腔怨气倾注到《离骚》等一大批诗篇中。对于屈原的牢骚怨气,读过《离骚》的人大多耳熟能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疾怒”(你不但不理解我的忠心,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发怒)。
“初既与余有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你以前既然和我有成约,现在却翻悔又有了别的打算)。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我埋怨楚王你的糊涂啊,你始终不体察我的忠心)。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那些奸人妒忌我的美丽,造谣污蔑说我浪荡好淫)。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间混乱污浊嫉妒贤能,好遮蔽美德而称扬恶事)。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为什么以前这些香草,今天全都成了蒿子野草?)。

“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之所志也”(忠诚有什么罪反要遭到惩罚?这不是我意料到的事)。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腥臊丑恶的东西都一起得到进用,芳洁美好的东西却不能近前)。

“众躞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谗人奔走钻营日日晋升,贤人只能远远地走开了)。
“故切人之不媚兮,众果以我为患”(本来老实的人不会讨好,众人果然把我当眼中钉)。

“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那些奸党多么卑鄙顽固,全不了解我的纯洁高尚)。
“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贞臣为无由”(君王没有标准也不明察,结果竟使芳草埋没于杂草)。
……

屈原的牢骚是他诗篇中的主导情绪,他只要再往前行一步,就是抗争,或隐逸——如前所述,屈原没有抗争,也没有隐逸。

屈原的牢骚,或者说,怨,在王逸《楚辞章句序》里有一个允当的解释,向来不被人所重视。王逸说: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又说:“屈原婉顺。”这是开启屈原牢骚秘扃的一把钥匙。

什么是“诗人之义”?就是流传两千余年,为读书人所反复咀嚼欣赏,孔子所提倡的“温柔敦厚”之“诗教”。这一“诗教”的核心就是“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事实上就是抑制激情,不得抨击时政——但是可以有那么一点儿缠绵的调调儿,有那么一点儿挠痒的牢骚,要是能站在统治者一边,在诗中为漏洞百出的统治术献计献策,那就更好啦!(屈原就曾在诗中为打他扳子的楚怀王献过统治术,例如:“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就是说要设立“奔、走、先、后”这“四辅”作为实现前王政治也即统治楚国的基础。屈原的政治理想有极为明显的复古倾向,事实上,他的政治理想有如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说到屈原做《离骚》,《史记》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屈平疾王之不听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做《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做《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作者也看出了屈原诗歌“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这一“温柔敦厚”的“诗教”特色。孔子曾说:“诗可以怨”,也就是可以发牢骚,但要“怨诽而不乱”,“怨”,也就是“牢骚”,是可以的;但“乱”也就是抗争、叛逆是不允许的。屈原未必经习儒教,但在遵奉“诗教”方面,与儒教所倡,是一致的。所谓“屈原婉顺”,就是说他虽然受楚王误解,挨了扳子,吃了马粪,蒙冤受屈,但做起诗来,仍然能够做到“依经立义”,不背离王道宗旨。后来的刘勰就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评价屈原说:“……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刘勰在这里创出“忠怨”一词,今日用来评介屈原的“骚诗”,真是一语中的!

屈原在他所做诗篇中,对楚王的系恋情发于中,“忠怨”之辞,萦之绕之,一唱三叹——

“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我岂害怕[因行正道]而招惹灾祸,我只担心君王的覆败)。
“余故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我知道忠言直道是要招灾的,但我宁肯忍受风险也不舍弃正道;我可以指上天来给我做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君王您的缘故啊!)。

“竭忠诚而事君兮……”(我竭尽忠诚之心来侍奉君王……)。
“待明君其知之……”(我要等待贤君来了解我……)。
“故相臣莫若君兮……”(没有比君王更能了解臣子的了……)。
“吾谊先君而后身兮……”(我的原则是先君王后自己……)。

“专惟君而无他兮……”(我只为国君而不管别的什么……)。
“思君其莫我忠兮……”(对君王没有别人会比我更忠诚……)。
“事君而不二兮……”(一心侍奉君王毫无二心……)。

“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船浆齐划船儿慢行,可怜我再也见不到君王你了)。
“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我用言辞来表达心中的深情,把它献给敬爱的君王)。
“思美人兮,揽涕而伫贻”(思念君王啊,揩干了涕泪久久盼望)。
……

这就是屈原,一个“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落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虽然牢骚满腹,却对主人充满“婉顺”之情、又能够“依经立义”写下“忠怨”之辞、美丽诗篇的“伟大诗人”。

屈原还在在许多诗篇中不厌其烦、反复吟唱着自己道德情操的高尚,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上天给我许多良好的品质,我又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向古代的圣贤学习,不是世俗之辈肯于去做的。我与现在的俗人两不相容,愿依照彭咸的遗则去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内心追求美好的东西,就是死上多次也不后悔)。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雄鹰不与燕雀同群,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保持清白节操死于正道,这一直为古来圣贤所称赞)。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虽然芳香与污垢搅在一起,但我光辉纯洁的品质不会受到亏损)。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人生各有自己的爱好啊,我独爱增饰修养习以为常)。
“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我言行一致可以考察,我表里如一不会变化)。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我要扼守正道毫不动摇,宁可终身处于黑暗之中)。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为何灵魂这样诚心正直,他人之心与我的心如此不同)。

“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内心忠厚品质端正,乃是圣贤们所赞美的)。
“夫唯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结伙的小人卑鄙顽固,全不了解我的纯洁高尚)。
……

屈原就是这样,坚信自己是高尚的。他对自己的道德完美几乎自信到了自恋的地步。

但是即使从道德尺度来衡量,屈原也远未如他自己诗中唠叨的那样完美。

屈原的愚忠,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因素,如前所述,他的知己者就是楚怀王。那么,这位楚怀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楚怀王十一年,成为山东六国的纵约长,共同抗秦。楚国在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无能。楚国率六国将士打到秦国家门口,在函谷关被秦兵击败。后来这位楚怀王又受张仪欺骗,不听大臣劝告,贪图不可靠的利益,竟与齐国绝交,自己破坏了合纵战略。张仪答应割“商於之地六百里”,后来只承认“六里”,楚怀王又与秦国绝交,并犯兵家大忌:怒而兴兵,在丹阳与秦军大战,结果被秦军割去楚军八万头颅,掳走将军七十余人,丧失汉中等地。楚怀王不吸取教训,乃倾全国之兵袭击秦军,又被秦军打败。后来秦国主动求和,将张仪送到楚国,张仪贿赂怀王左右,怀王竟又放跑了张仪,恰逢屈原从齐国回来,问:“为何不杀张仪?”怀王又后悔,使人追张仪,没有追到。后来,在臣下的劝谏下,又与齐国和好,不久却又背齐而合秦,与秦国结成姻亲。几年后,又与秦国闹翻,与秦国开战,被秦军斩首二万,。怀王害怕,又与齐国和好。第二年,又轻信秦国许诺,亲自赴秦国与秦结盟,结果被扣留作为人质,这位楚怀王终于走上了末路,在近三年的流浪逃亡后,死在秦国。这位楚怀王,带给楚国人民的灾难是空前的。屈原自己就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上天的变化没有常道可循啊,为何要使老百姓震动惊慌?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正当仲春二月却要逃往东方。)楚怀王事实上是一个刚愎自用、昏庸愚蠢,最后葬送国家前途历史罪人。

与这样一个给人民造成深重苦难的君王为伍,挨了人家的罢黜,还美之曰“灵修”、“美人”、“哲王”、“明君”,屈原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的政治判断力)是值得怀疑的。

楚怀王的昏庸有史为证,屈大夫遭猜疑、被放逐,却脱卸不下君君臣臣的依附关系,无从去做叛逆、反抗的英雄,更缺乏审视或反省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自由思考;他所有的痛苦,是一个流传两千余年的文化母题:奸臣当道,遮蔽了君王的智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信谄谀之浑浊兮,盛气志而过之……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而无由……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谄谀而日得”(奸臣们蒙蔽了君王视听,造谣污蔑以假乱真欺骗君王……君王您听信污浊丑恶的谗言,盛怒之下把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正因为君王还受着奸臣蒙蔽,我这样的忠臣被使用已不可能……君王耳目不明深受蒙蔽,使谗人阿谀之徒日日称心)。

这类认识已经成为一种观念,一种模式,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阶层,甚至成为中国人后来认识并理解政治斗争的方法论——中国的政治问题、政治罪恶,盖源于臣下,源于奸臣(或者贪官,甚至女人;比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论,“女人祸水”论云云),皇帝天纵英明伟大正确,只不过受了奸臣蒙蔽(或贪官破坏,女人诱惑);如果没有奸臣当道,天下早就太平啦!皇上写的是部好经,可惜叫歪嘴儿的奸臣和尚给念坏啦!……诸如此类。事实上,就一个政治系统而言,君王的社会影响力是奸臣、贪官、“祸水”、歪嘴儿和尚们无从比拟的。唐人张说作《昭容文集序》有云:“……然则大君据四海之图,悬百灵之命,喜则九围挟纩,怒则千里流血,静则黔黎刈安,动则苍甿疲敝……”“大君”的社会影响竟至如此之巨。中国人很早就看出了君王影响百姓生活、祸福天下的巨大能量,但是从未有人试图经由立法限制君王的权力,最优秀的政治智慧也只停留在“谏”的水平——谏劝、谏书、谏诤、谏议、三谏、数谏、强谏、忠谏、兵谏、尸谏……诸如此类(屈原的投水自尽,就是所谓“尸谏” )。事实证明,不能经由立法分权,什么“谏”都是脆弱的。将国家管理这么严肃的大事托付给人的道德,是永远潜伏着危机的——危机迟早都会爆发,这已经为历史无数事实证明了。

屈原在给定的体制内哀吟、憔悴,最后走向穷途末路。这个问天问地、上下求索的诗人政治家,像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有知识、有艺术想象力、也有一点儿思想,但惟独缺乏一种精神——一种怀疑精神,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政治或哲学的怀疑精神。

屈大夫迷恋的是永恒体制下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和道德谴责。这是屈原扼守着的精神疆界。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在屈原那里,是一体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堕落,在他看来,就是道德生活的堕落。屈原缺乏政治经验,他最终没有斗过那些卑鄙小人,或者也可以说,他不屑于同那些小人去斗,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他始终把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他希望依靠楚王来重建他理想中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当他最后看到楚王不可能重新擢用他时,当他感到依赖自己的智慧和贤德无力回天时(而他一定是无力回天的),他所崇仰的道德天国也就崩溃了,他的精神世界也就崩溃了。这位屈大夫就怀着对楚王深沉而又矢志不移的爱,怀着对楚王朝也即熊氏家族的忠诚,怀着对往日特权生活的留恋,怀着对自己道德优越的自信,绝望地自杀了。这个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诗人,走上了一条“尸谏”的绝路。——他终于愚愚地忠着,自沉汨罗,追寻他所钦仰的先圣先贤去了。

屈原留下了美丽的诗篇。读他的诗,可以感觉到他试图维护或修补现存体制的热情。这成为他动人的一面。但也恰恰是这一面,让目光犀利的鲁迅先生看出了破绽。

鲁迅指出:“屈原是‘楚词’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鲁迅甚至将屈原与焦大并列而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吃了一嘴马粪,要到祠堂去哭贾老太爷,骂而今这群畜生不干不净;或者遭了放逐,形单影只地在江边吟些“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都不过是闹情绪、发牢骚,想帮主子的忙帮不上了,想做奴才做不成了,而已。套用鲁迅的话:所以这屈原,实在是楚国的焦大。(题外话:事实上,屈原赶上的时代并不是最糟糕的,在另一些更为严酷的时代,闹情绪、发牢骚也会成为罪行。)

谈论屈原,还可以考虑恩格斯的一个意见。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论点时,不承认人的认识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举例来说,“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狗是没有自由思考的,更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精神,所以夏桀的狗可以向着大圣人尧帝又咬又叫(所谓“桀犬吠尧”)。举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最大的无赖”,可是他有一群相当忠诚的“功狗”。楚怀王熊槐也是这样一个“最大的无赖”——但是屈原对这个“最大的无赖”,无比忠诚。如恩格斯所说,无比忠诚,也并不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在有些时候,也许正是因为“功狗”类人物的“无比忠诚”,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那些从根性性格上戕害民族肌体的文化灾难,还不算。

假如忠诚的对象是混蛋、是暴君、是极权专制,那效忠者就是十足的奴才——不会做文章,便是焦大式;做得文章,便是屈原式。

“愚忠”,这个由屈原造就的模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道风景线,两千年来,它作为士大夫奉行着的政治或道德理想,作为读书人引以为荣的精神资源,很少遭到怀疑。中国文明两千余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怀疑者。整个文明的流变中,因怀疑者的缺席,成为近亲繁衍,而那劣根性便由此形成。

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作为精神的个人就是如此负起了历史的责任并走进了历史。而屈原,中国的读书人一向是试图从他身上获取精神资源的,现在可以看到,那是多么荒谬。鲁迅《摩罗诗力说》云:“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中国的文人都在争抢如何坐稳奴才的金交椅,为此耗尽了一生一世的智慧、才华与想象力,吃了马粪遭了放逐,还在高歌“虽九死其犹未悔”,这风景,实在触目惊心。

附论—苏轼《东坡志林》说到一事:

司马懿讨曹爽,桓范往奔之。司马懿对蒋齐说:“智囊往矣!”蒋齐说:“曹爽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后来果然如蒋齐断言:桓范劝告曹爽移车驾兴许昌,招外兵,曹爽不从。桓范说:“我知道你所担忧的是粮草,但现在我拿着大司农的大印呢!”曹爽仍不能听从忠告。又:陈宫、吕布被擒,曹操对陈宫说:“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日何如?”陈宫说:“吕布不听我的话,不然,结局未可知也。”苏轼对此评论道:“仆尝论此二人:吕布、曹操何人也,而为之用?尚何言智?”

苏轼的意见是:桓范、陈宫不要说“忠”,就是“智”都谈不上。
苏轼在此流露了一点儿不寻常的怀疑。
桓范、陈宫,以及屈原,他们的悲剧,在于向不值得效忠的主子也即“最大的无赖”效忠。

古往今来,此辈人物史不绝书,如箕子、比干之于纣王,伍子胥之于吴王,田丰、沮授之于袁绍,檀道济之于南朝宋文帝,袁崇焕之于明思宗等等。必须要有掉头走开、不予合作的勇气与智慧。就这个意义而言,乱世中的真隐士要比愚忠之辈活得更有价值。真隐士是以独立人格的姿态与不值得效忠的主子也即“最大的无赖”对峙着的;而愚忠之辈则活在不值得效忠的主子也即“最大的无赖”的阴影之下,奔波忙碌、出生入死,为了一个虚妄的名,一点儿有限的利。然而,像贾府的焦大,吃马粪的“悲剧”无可避免——如此,终于也算不得什么“智”,因此是“愚”,那忠,也便是“愚忠”。

那位在江边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不再搭理屈原,掉头走开的渔父,在我看来,实在要比屈原可爱得多。

(二)读《评说玫瑰》有感
这篇文章很早前我已在《故事会》上读过,当时我就很喜欢它,现在又反复读了几遍,印象更深了。它的名字叫《评说玫瑰》。
短短的几句话,包含了深深的哲理。两句话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玫瑰园里,有一对双胞胎和她们的母亲。双胞胎对玫瑰园的看法是这样的:“这是个坏地方!因为每朵花下面都有刺。”“这是个好地方!因为每丛刺上都有花。”
道理很明了不同的角度看事物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法则可以用到任何方面,只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一切的话,会有最好的结尾!不信,试试看吧。

(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道理
“百分之九十九的烦恼不会发生。”这句话你相信吗?我犹犹豫豫的,半信半疑。
又一起的《读者》里,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烦恼不会发生》,它用一个个鲜明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好神奇耶!
神奇归神奇,我还是认为这是一句安慰人的话,因为这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如果烦恼都不会发生,那还烦恼什么?如果真的是对的,那不是太伟大了?
我做了一个实验,写下了3个烦恼,果然,一个也没发生,实在太令我吃惊了。你一定不信,我看你可以试试。(那个烦恼一定要现实哦)

(四)读《绿屋的安妮》有感
《绿屋的安妮》写得不错,内容也很有味道,好!
11岁的孤儿安妮被错送到住在绿屋的一对夫妇家,因为安妮的可爱,那对夫妇收留了安妮。于是绿屋的安妮上学了,发生了许多让人又可气又可笑的故事
看完了这本书,我不又喜欢上了安妮这个人物形象,她活泼、大胆、可爱、聪明、善良,最重要的是她极富想象力,乐观极了,在她眼里,什么都是美好的。她爱说话,中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倒希望和她交朋友,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寂寞了。
我希望能做个像安妮一样的女孩,讨人喜欢的可爱女孩。因为女孩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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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10-02
读《永别了武器》有感
一个告别了武器的人,不是敌人的俘虏,就是爱的俘虏.我不是不善于自我保护,实在是一个放弃自我保护的人.就如同生命的数据库,已经不需要进入的密码,随时都可以打开全部程序,可以读出全部的文件.我说的俘虏,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俘虏.当我把自我放到阳光下的时侯,我明白从此不能有所伪装,隐蔽的日子一想起就令人不安.当我意识到抗拒的无奈,有多少时间无可挽回,有多少记忆渐渐从内心淡出.说到底,俘虏就是一个不能抵挡伤害的人,就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放弃希望,必须承受生存的全部压力.本来,在属于个人的空间,可以沉浸于独自的幻想,可以从尘埃里开出虚拟的花朵.而一个放弃自我保护的人是连欺骗自己都不能,只有不断地净化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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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展开.哈姆雷特从德国的威登堡匆匆赶回国内,是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的,使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未赶上父亲的葬礼,却目睹了母亲与叔叔克劳迪斯的婚礼,这已使哈姆莱特疑窦在心,加之夜晚在王宫城堡的露台上与父亲的亡魂相见,亡魂哀诉,这桩暴行是哈姆雷特的叔叔所为,并要他为父报仇.至此,他开始了艰难的复仇历程,与克劳迪斯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最终,向克劳迪斯发出了复仇之剑.

《基督山伯爵》读后感
爱也彻底,恨也彻底.报恩也彻底,复仇也彻底.这就是在我读完《基督山复仇记》后最大的感受.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也是需要养精蓄锐的,并不是凭着一时的心绪就可轻举妄动的.而基督山伯爵,则是最具体的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这句俗语的.在经历十四年的地牢生涯后,他的人生要义就是找寻曾经的亲人,曾经的恩人和曾经的仇人.在确认了所要寻找的人以后,他并没有如我们在武侠小说里所见的那样,于恩人抱拳云赴汤蹈火,再所不惜,于仇人一剑刺死.他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对曾经有恩于自己的船主一家,他竭其所能,默默地支持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却从来不让他们知道其实自己就是为了报恩而来.如果说他的报恩令人感动,那他的复仇则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在我们也有几度的叫好后不免有点心惊.
《释梦》读后感
弗洛伊德(1856--l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横跨半个世纪,对文学,哲学,神学,伦理学,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大众心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如果以影响的范围作为衡量伟大的标准,那么弗洛伊德无疑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动了人类思想史上又一次哥白尼式革命,他指出人类的无意识是无法被意识所控制,人类的潜意识中蕴含了巨大的心理内容,他以最理性的声音诉说了人类的无理性.《释梦》是弗洛伊德支柱性的学术著作.通过对梦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对自身的探究的幅度,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与黑》读后感
作家笔下展现的,首先是整个法兰西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窗口——小小的维里埃尔城的政治格局.贵族出生的德瑞那市长是复辟王朝在这里的最高代表,把维护复辟政权,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政治上得势视为天职.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原是小市民,由于投靠天主教会的秘密组织圣会而获得现在的肥差,从而把自己同复辟政权栓在一起.副本堂神父玛斯隆是教会派来的间谍,一切人的言行皆在他的监视之下,在这王座与祭坛互相支撑的时代,是个炙手可热的人.这三个人构成的三头政治,反映了复辟势力在维里埃尔城独揽大权的局面.而他们的对立面,是为数甚重,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司汤达一方面向人们描述了保王党人的横行霸道,一方面又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握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定将是最后的胜者.《红与黑》成书于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以前,司汤达竟像是洞悉了历史运动的这一必然趋向.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10-03
有脑子想啊 !!!!!!!作文 乱写 丛书上抄啊!!有脑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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