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很多地方的方言甚至会出现隔壁两条村，不说一个音的情况，但是四川话就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四川话为什么这么统一？”这个问题，小编整理了多个来源的用户回答，供大家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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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话语意丰富，比如说， 央视记者问公交车失火的幸存者：车上有锤子吗?幸存者：有个锤子!记者：有锤子?你们怎么不用来砸窗子呢?幸存者：莫得!有个锤子的锤子!记者：什么?还有两个锤子?幸存者：哎呀，有个铲铲!记者：铲子?那也可以用来砸窗啊!幸存者：砸个锤子的窗子!记者：是砸窗子不是砸锤子……幸存者：哎呀我跟你说个锤子!记者：我说的窗子!幸存者：锤子!记者：那车上到底有什么?幸存者：有个毛线!记者:哦，怪不得燃的这么快!总结：出门一定要带锤子，没的锤子要靠近锤子，有锤子要紧握锤子，锤子在人就在，锤子都没的了，人就锤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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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府路地区，是南宋唯一一个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的地区，与临安所在的两浙路、同在四川的梓州路并列为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很明显，这种语言和现代四川的西南官话处在谱系树的不同枝桠上，没有直接的传承。整个元代四川的人口都没有得到恢复，大量唐宋旧行政区划因为“地荒民散”被降级或省并。突袭重庆成功，在四川站稳脚跟后，明玉珍多次在鄂东招徕移民，据《中国人口史》考证，明夏从鄂东引入的移民累计多达40万人，和当时残留的四川土著总人口相当。不过，新的四川方言并不是当时鄂东方言的简单移植，更类似于当时南京江淮一带的方言。明朝大移民对人口语言的影响远不止四川，整个西南的民族语言分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新的汉语社会正是围绕这些军籍移民建立起来的，可能因为这个社区的人口来源和军事属性，形成的方言在明代一直和南京标准非常一致，当时的文人经常赞叹云南的语音非常类似典雅的南京话。正因为方言相近，云南汉人中出现了祖先来自南京柳树湾的移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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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话是四川一代说的方言，这种方言跟普通话很像，与桂柳话也很相似，但是四川话会有他们特有的调调。也正是因为四川话像有点像变了音的普通话，很多人都能听得懂四川话。也有不少的人喜欢四川话，还不特意跟随着周围的朋友亲戚同学去学。其实四川话在四川的不同地区有的词语表达的或是说出来的音也还是有差别的。口音仅仅一个四川都分有12中呢。语言学家认为，四川话并不等同于“四川方言”，因为除四川话外，四川省境内较为常见的汉语言还有土广东话（属客家话）和老湖广话（属湘语）等，其都以方言岛的形式分布于四川各地。同时，四川省境内还拥有大量藏语、彝语、羌语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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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是，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了目前的汉语方言的地分布以及其内部差异。自然地理环境是客观因素，从目前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来看，平原地区方言差异反而比较小，丘陵和山丘地区，方言差异很大，即所谓的『十里不同音』。历史人口结构变动和行政区域的变化对于汉语方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现在的杭州话与周围差异大，以及您所听到的东北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形成，都与之有重要的关系。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对应的官话的演变有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就是目前汉语方言的发展，当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发展迅速的时候，方言区内部的差异会被大大缩小。就东北官话来说，1.平原地形的关系，交通便利，人口流动便捷，不易在内部形成大的方言差异。就西南官话来说，地理环境不可不说是恶劣，交通并不便利，但在这里依然形成了内部极具统一的方言，它主要还是来自于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以及后期的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明初之后，西南平定，又由川向云贵两省增加了大量的移民，之后一直到清朝也有大批的移民，这些移民都是来自传统的官话区域（现陕西、湖南、湖北、河南一带），这几次移民奠定了西南地区的人口结构，西南官话也是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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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话比较明显的区别应该有乐山宜宾话，自贡话，和成渝话。乐山话是完全懵逼，听不懂，它应该是明朝以前的四川土话。自贡话重平翘舌，是四川话的异类，这应该是明朝的四川话，因为明朝也是移民四川，所以和乐山话不一样。成渝片，包括了重庆，达州南充巴中广元遂宁等大部分地方，这些人在清朝移民较多，语言也较为统一。有些人会问，为什么各地的移民和四川土著，后来会用一种语言。我觉得这里与语言歧视和传播的方式有关。清朝移民，大部分是从两湖两广，江西等地过来的，两湖最近，他们大多移民重庆和川东地区，给四川话带来了他们的方言。后来的移民也是从重庆入川，他们只能越走越远，直到成都附近。这个途中，他们会去刻意的学习途中的方言，因为你不说方言，别人就看不起你，等同于在上海说上海话，别人高看你一眼。四川话就是这样统一和传播开了。至于成都话和重庆话的区别，更多的是和地形有关，成都慢，说话平缓温柔，重庆山多，走路都累的气喘吁吁的，哪个有心情跟你慢慢说哟！我是达州的，山也多，一般走一会就边喘气边说话。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向大家科普一下。目前中国的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方言的划分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把汉语划分为七大方言，有人划分为五大方言，也有人分为六大方言、八大方言，甚至九大方言。
本文作者论述的相关知识架构，采用的是依据将汉语按照七大方言划分为准的。
1.七大方言的划分：
按照七大方言的相关理论，对汉语进行划分：即官话方言（旧称北方方言，后改名为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七种。
汉语在大框架上划分出七种不同方言的同时，各方言还可以分为许多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可再细分成若干小片和方言点。
2.官话方言：
官话方言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定义的北方部分语言统称，即广义的北方话（北方方言的由来）。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话通行地区一直是中国政治的心脏地带，因而有“官话”之称。
在该问题中所指的北方方言，即官话方言的上一个学术称呼。为什么北方方言要更名为官话方言，咱们看一张图片就明白了。
如上图所示，显然拥有目前汉民族使用率最高的官话方言分布地域很广，而用北方方言来统称这么广域面积下的语言体系是不严谨的，于是乎更名为官话方言。
3.西南官话与四川话：
官话方言可细分为八种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其中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是流行于中国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以及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湖南省西部、陕西省南部、缅甸果敢的主要语言，在老挝、越南等地也有部分华人使用。西南官话在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具有官方地位，是仅有的3个具有官方地位的汉语分支之一。西南官话的主要特征是古入声不分化，整体保留或整体混入它调（阳平、阴平或去声）。
《中国语言地图集》87版中将西南官话分为成渝、灌赤、黔北、昆贵、滇西、鄂北、武天、岑江、黔东南、黔南、湘南、桂柳、常鹤等12片。其中音韵现象复杂的灌赤片又分为岷江、仁富、雅棉、丽川4小片；滇西片又分为姚理、保潞2个小片。
《中国语言地图集》09版中将西南官话分为川黔，湖广，川西，云南，桂柳6片。其中，川黔片分为成渝，陕南，黔中3小片；西蜀片分为岷赤，雅甘，江贡3小片；川西片分为康藏，凉山2小片。云南片分为滇中，滇西，滇南3小片；桂柳片分为湘南，黔南，桂北，桂南4小片；湖广片分为鄂北，鄂中，湘西，湘北，怀玉，黔东，黎靖7小片。也就是新版西南官话分为6片22小片，片数虽然减少了，但是小片增加了。
4.西南官话的形成与明清大规模移民西南：
明清两朝是汉族大规模移民西南的重要时期，西南官话即在这次移民中，因语言或方言间的不断影响、融合而逐步形成、定型。
元末明初，湖广一带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战争使得当地人口的急剧减少，造成人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呈由密变稀的状态，因此明朝洪武年间，出现了“江西填湖广”和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同时在滇黔、桂北一带广设卫所，迁入大量移民。
明代西南地区的韵书记录证明西南官话已经成型，汉族移民西南的早期，因具体来源有异，呈现出“五方杂处，言语各异”的局面，故在当地出现了一些用官话“正音”的韵书，如兰茂《韵略易通》、葛中选《泰律篇》等，这些韵书编著的目的均为解决“正音”问题。明代西南地区出现的这些韵书和辞书的内容，大体属于官话系统。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又开始向四川大量移民，清代的四川移民来源地同明代一样，仍以湖广为主，这是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清朝在改土归流完成之后，汉人开始进入以前仅由少数民族控制和居住的区域（多为山区），特点上主要体现为区域内部的扩散式移民。
清朝的移民空间从明代沿交通要道的点、线分布，大量向边远山区和民族聚居区流动，乾隆中期以后，四川人口开始向周边地区迁移。其中，一部分迁入省内的边远山区。
西南官话就在清朝时，随着内部扩散式移民而不断得以扩张和整合，西南官话在西南地区形成内聚力较强的区域性语言集团，至今仍以其简洁的音系优势随人口的外移而不断向外扩张。
5.四川话属于官话方言的依据：
在语言学上，我们研究某种语言，不能仅仅依据语言使用者的地理位置予以评判这种语言的语系。以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与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在词汇、语法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
基于此，将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列入北方方言中，后北方方言更名为官话方言，便延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