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经济学派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之 间都有着不易跨越的鸿沟。一般而言，所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数理经济学理论，都会设定许多的前提条件，理论与模型都是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展开的。不同的前提条件代表着研究者认识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会导出不同的结论和结果。
这正是数理经济学派饱受攻击的地方，因为有许多的理论的前提条件与现实都存在着明显的出入。然而，经济学研究正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取得进步。先是假设一些严格的条件，得出应用性较差的较强的结论；然后逐一地将条件减弱再得出应用性较好的较弱的结论。 当布莱克(Frisch Black)和肖斯(Myron Scholes)提出他们在现代金融理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期权定价理论时，也是包含着许多后来被逐一取消的假设的，例如：欧洲式期权、选择买权、期间无除息、期间无除权、股票价格遵从正态分布等等。而他们又是在取消了巴奇勒(Louis Bachelier)有关零利率、股票价格允许为负值等不现实的假设之后推出结论的。
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一般都被认定为是与数学模型密切相关的，而这种用数学模型来推理经济行为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日益地被人们所接受，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情况就可以得到很直接的验证。 1969-1999年，31年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总共颁发给44位经济学家，这包括在1990年和1994年分别同时授予了3位经济学家，而在1969年、1972年、1974年、1975年、1977年、1979年、1993年、1996年和1997年则分别同时授予了2位经济学家。
在全部这些获奖者的名单中，有九成左右的获奖者都是因为他们能熟练使用各种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而获奖的。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常微分方程及方程组、偏微分方程及方程组、差分方程及方程组、线性规划、最优规划、投入产出、控制论、不动点理论、集合论、拓扑学、泛函分析、集值映射、微分几何、群论、代数学、概率统计、随机过程、博弈论等等，许多魅力四射的数学理论都被逐渐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
除了那些从获奖内容上可以明确看出包括有许多数学理论和方法的获奖者之外，也的确有几位看起来似乎与数量经济学或者说是数理经济理论无关的经济学家，甚至直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也仍然没有马上就获得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是正统经济学家们的承认。
例如，曾获得过美国心理学卓越贡献奖和计算机科学奖的西蒙(Herbent Alexander Simon)，就是一位非正统的经济学家，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得益于西蒙的贡献，特别是他的现代企业决策理论。但是，西蒙博学多才的天性使其在用互相协调的决策人代替传统管理理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时，在建立关于“有限度理性”这一解决人类行为问题的模型时，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应用了许多数学、统计学与逻辑学的内容，这是他最终能荣赝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主要原因。
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被称为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架桥者，同时也被普遍认为是第一位不用数学方法而研究经济学的诺贝尔获奖者。看起来似乎他所获奖的理论会与数学模型无关，其实正好相反。他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是因为他在公共选择理论领域里面所做出的贡献，而没有相当深厚的数学修养是不可能进入该研究领域深层次的。
还有新制度学派的开山鼻祖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评委拉思·魏林教授这样评论到：“基础经济学不得不因此而改观，管理经济学找到了新的支点，经济史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推动力，一门新的学科—法律经济学，在经济学和法律学的交叉地带应运而生，传统的法学开始动摇了。”也许这是人们认为他是继布坎南之后第二位不因数学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原因，但殊不知，科斯在二战期间曾被借调进政府做过大量的战时统计工作，而此前在伦敦经济学院科斯主要讲授的课程是公共选择理论，在该领域大量的数学理论魅力四射，这也是他最终能提出“交易成本”的基础所在。 在两位惟一是以史学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Robert Fogel)和诺思(Douglass North)中，Fogel主张用数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而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派”的创始人，而且有两位数学功底非常不错的鼎鼎大名的老师，都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是作为管制经济学先驱的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另一位是号称“经验统计学之父”的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而North也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派”的执牛耳者，而且是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特别是他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所提出的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使其在“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大量使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章说明了他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