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社会学诞生以降，现代性便是社会学探讨的核心议题、贯穿社会学发展全程。作为社会学两大奠基人，韦伯和涂尔干也正是围绕现代性社会的发生和可能而展开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但因二者所受的思想影响和经历各方面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自己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从这里走出的分歧也为未来百年社会学的现代性讨论铺上了两条道路。
（一）对现代社会的“诊断”
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涂尔干和韦伯面对着类似的现实情境和历史进程，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从经济到政治到技术到生活将人们卷入了一种不可逆的现代性的“巨大漩涡”（美国社会学家伯曼语）中，“社会纂夺了神的权威”，生产高度分工，家庭和工作分离，经济和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矛盾丛生，冲突频发，秩序崩溃。社会学诞生之初便不在讴歌这场“人类奇迹”的狂欢队伍中，而是忧虑地反思它为什么会如此？它将去向哪？如何会更好？于是社会学家门积极地对这“庞然大物”展开了“社会诊断”。
带着“一种对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的眷恋，涂尔干将现代社会暴露的病症诊断为“失范”，指出现代社会相互共存的“集体人格和个体人格之间发生了龃龉，自我意识已经偏离集体意识的轨道，冲破了社会整合的防线，导致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渠敬东，1999）。他归纳了3种主要失范现象：1）经济危机。主要为19世纪频发的工商业危机和破产；2）社会危机。主要是频繁的劳资冲突，工人反抗和与雇主的敌对；3）精神危机。主要表现是自杀率的上升（杨君，2011）。概括而言，在涂尔干这里，社会被区分为“正常”(normal)和“反常”(abnormal)，现代社会的失范实质正是“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或“社会的缺席”（渠敬东，1999），失范与社会存在和集体意识格格不入，是反社会的（asocial）（渠敬东，1999）。因此，涂尔干念兹在兹的始终是一个整全的社会如何可能，是“社会必须成为社会”的核心命题，社会的整合方法便是他为现代社会探索的方向（具体下文论述）。
不同于涂尔干忧虑的病态，韦伯将对宗教伦理的敏感带入了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中，因此他看到的社会是宗教伦理精神的丧失，是庸俗化的资本主义，是毫无节制的贪婪，以及资本主义全方位地对人类生活的入侵和控制。韦伯从理论层面将这样的现实洞察总结为“理性化”，并指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因，也是现代社会核心症候所在。韦伯在演讲中说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韦伯，学术与政治）。这种去魅的理性化意味着个人与社会高度依赖于理智和精确的计算行事，富于计划性、目标性及功利性，在全面理性化的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中，人被异化、道德沦丧，连学术也“变得美国化”，“专家已没有了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二）对现代社会的认知、诠释与研究取向
基于社会整体论的执念，涂尔干看到的社会是一种给定的实在，既外在于个体，又内化于个体，是对人具有强制性的、集体的“客观实在”。因此，把这种社会实在当作”物“来研究就是社会学的任务。涂尔干从宏观的社会分工入手来考察社会，首先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工业社会“（该术语比”资本主义”更加体现了其物质论倾向），并指出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容量（即人口的数量及关系）和”社会密度“（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而劳动分工与工业社会相伴相生，其一大重要后果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涂尔干在此区分了两种团结类型，一种“机械团结”，即通过强烈集体意识及共同观念和信仰把个体联结起来的一种社会结合类型；一种是有机团结，指通过职能上的相互依赖将个体联结的社会结合类型。而劳动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机械团结赖以存在和维持的条件，一方面又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联结纽带。涂尔干认为，这种新的联结会使人摆脱孤立，同舟共济，也拓展了个人的自由空间，但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过程中，有可能导致各种反常分工，这也就带来了社会失范。
相对于涂尔干对”物“的关切，韦伯则执着于”精神“、”理念“、”气质“的追寻和探讨，认为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社会存在于人的主观建构中，用理解的方法解释行动者行动的主观意义才是社会学的使命。因此，韦伯的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还具有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因着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好奇，韦伯从新教伦理追溯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选择性亲和“。韦伯看到，宗教改革中路德提出的”天职“和加尔文提出的”得救预定论“，带来的入世禁欲主义促使教徒将辛勤劳作和挣钱当做一种天职，并且拒绝享乐，将金钱用于持续的投资，以扩大财富。而这宗教伦理与富兰克林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极其相似，那时的人们在宗教的指引下推动资本主义，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逐步获得对尘世的控制力量，宗教伦理的力量渐渐退去，对财富的追求已经变成纯粹的世俗需求和功利计算。这种“去魅”的理性化的趋势已经浸透到现代社会各个层面，经济是货币化的、组织化的、精算化的，政治是官僚化的、法理性的，在机器的基础上，“职业人”只有表面的自由，实质在资本主义这部大机器中变成了小零件，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理性化最终导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韦伯尖锐地指出，每一个过分的理性化要求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非理性或不合理现象的发生。
（三）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社会学家是否有“社会药方”？
并不是每一位社会学家都像马克思一样不仅为社会开出药方，还积极介入社会行动，引领革命运动。如今的社会学家更多将解释社会、呈现事实作为自己力所能及的使命，但是否社会学家真的只有止步于此？对此，涂尔干和韦伯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在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视角考察世俗个体如何单独面对上帝，并把反思、劳动和积累作为一种救赎精神的时候，涂尔干摸索了另一条路线，将”药方“开为”法团组织”（corporation）。涂尔干认为，法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个法人做契约当事人（法律人）、雇主或雇工（经纪人）或权利载体（政治人）的群体成员共同组成了社会基本单位，并从中获得了相互认同和沟通的关系纽带，而且也在于这种组合在各种职业中能够确立职业伦理和法律准则，为行动反思、价值判断和信任建立了一整套公共制度和社会精神，从而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足以成为完整的”社会人”。涂尔干认为把法团可以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如要祛除失范，必须求助于法团这副“救世良方”。表面上看，韦伯和涂尔干在现代社会如何可能的探讨上走了两条路，但在涂尔干的这个“药方”，我们看到了二位社会学家在本质上的相遇：他们都把社会轴心归结到了伦理、精神和道德。由此可见，他们都期待一个有共同道德生活的、人人遵守伦理道德和公共精神的社会。
然而韦伯并没有这么说过。失眠多病的韦伯并不会给出“应然“的答案，他拒绝为这个社会开药方（尽管他努力想参与政治，却屡屡失败），或许可以说，对现代社会发展本质的悲凉感形成了韦伯的思想底色。他看透了科学“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不相信绝对的平等能够实现（“在由天然不平等引起的生活条件不平等和为消除这种不平等性所作的努力之间，没有可供科学做的选择——雷蒙·阿隆），不信任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政治决策……归根结底还是由无法加以验证的价值判断所支配的”——雷蒙·阿隆），也忧虑人类无法逃出自己制造的铁笼。
尽管韦伯的这种绝对理性化和思想上的“清明”曾被人批“虚无主义”，但是，在韦伯两篇著名的演讲（“以科学为天职”、“以政治为志业”）中，我们从韦伯对年轻人泼的冷水中听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对科学和社会的热爱和关切。正是因为对时代命运的关切，他毫不吝啬地批驳和揭露其本质。在韦伯逝世后的这近一百年，无数人被韦伯的精神所激励，被韦伯的学说所启发，如果说韦伯没有直接开出什么社会的药方，那么他自身科学严谨的思想和身体力行“看透科学的真相之后依然拥抱科学”的精神，则是孕育理想社会的最大药方。
作者：怪力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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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简而言之，韦伯认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是承受压力的，涂尔干则认为个体是顺社会之潮流而被塑造的。韦伯强调了对立统一，涂尔干强调了物质决定意识——虽然我用的是马克思的话来解释的。具体讲，就读他俩的书自己去慢慢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