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
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
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区域的经济、文化、学术乃至心理，也逐渐“区域”色彩浓厚，“区域”独立趋势加强。
区域意识的强化与区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
值得指出的还有，哪怕在同一政权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地方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倾向。
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
北方地区的主角是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曲折艰难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
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
其间区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等等，复杂异常。
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
这特别表现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当时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而十六国北朝内部的人口流动与东晋南朝的侨流人口，又多有不同。
如东晋南朝境内的侨流人口，多为主动迁徙而来，成为定居移民的比例较大；东晋南朝尤其是东晋、宋、齐、梁政权，实质上为移民政权，以此，侨流人口的地位高，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大，受到的优待也多。
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汉族以及其他非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之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他们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境况往往悲惨，胡族统治者强制迁移他们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而随着政权的兴亡更替、时局的动荡混乱，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又被不同的统治者屡次迁移，所以能够长期定居下来的移民其实数量有限。
以人口迁徙对东晋南朝的影响为例：从实质上讲，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是移民政权，其皇统无一不在北方；极大地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迅速地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促成了各类地方志书与异物志、风土记等等的迅猛涌现，导致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文风转变，影响到了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学术演变的分途异向；有力地甚至超常地促进了诸多相关区域的经济开发；以南迁人口为主组成的军事力量，在东晋南朝的防御外敌、北伐西征以及内部争斗中，都发挥了主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上百万甚至达到两三百万的东晋南朝南迁人口及其后裔，生产与生活方式、观念信仰与风俗习惯之脱北入南或变北为南，是不以个体意识或家族意识为转移的无法逆转的过程。
其四，特殊的社会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个特征尤为强烈与明显，可以称之为该时期社会结构的四大特征。
其中，以宗法性与等级性为内核的门阀世族成为统治阶层。
西晋以至东晋，门阀世族的统治不断强化；及南朝以降，门阀世族的政治地位虽有所下落，社会地位仍很巩固。
与此相联系，该时期世族寒门界限森严，而随着世族的衰落，寒门地位逐渐上升，南朝帝王大抵出身二等乃至寒门军功地主即是明证。
其五，变动的典章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
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自然演变所致。
经济上，南方六朝加速开发，这首先表现在长江下游，并向西（长江中游）、向南（岭南）推进；
生产关系上，北方十六国北朝尤为复杂，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当时有各种名目的依附者（士、客、奴婢、佃户、隶户、杂户、牧子、隐户、宾客、义附、佛图户等等）；
文化上，儒学不再独尊独盛，玄学成为流行思潮，名士（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各具风貌，文学地位上扬，史学受到重视，诸子地位下降，佛教中国化，道教官方化，儒玄佛道之间交互影响（北方相对传统）。
各别时期的各别政权、各别政权的各别地域，也有多方面差异与多方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