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时代的上空，一股前所未有的奇异风气刮了过来。人们既听不到“关关雎鸠”的轻吟浅唱，也不见“明月照高楼”的清新怨叹，更不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东汉末年以来，战争的火光经久不息，社会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飘摇不定。凄风苦雨抽打着羸弱不堪的老百姓，利刃铁鞭高悬在士大夫们的头顶。到了魏晋，战乱频仍。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敏感体察时代风气，能够如春芽般细致而又巧妙地表达自己的精神状态。
于是，一群又一群思想独立，人格高迈、行为特立的人物出现在魏晋的舞台上。他们或高傲、或狂放、或好色；他们或不拘礼节、或醉生梦死、或斗福享乐。他们不在意生命的长度，而寻找生命的宽度。他们不在意飘荡的礼仪规制，而看重意气相投。他们是沉沦世界里的独行侠，是混沌状态中的清醒者，是“我就是我”的异乡客，是冷眼热泪的痴情人。
这就是魏晋名士——一群无力的有心人。这就是魏晋之风——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社会风尚。
我们不妨说说那时候的几个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寻找一下魏晋之风的诸种表现。
何晏是魏晋之风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后来，他的母亲被曹操娶到了手中，他成为了曹操名正言顺的养子。作为养子，何晏从来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做事高调，毫不顾忌，不可一世，常常按照太子的规矩标准穿衣办事。这自然让曹丕等人心里很不舒服。久而久之，曹丕很是憎恨他，每次见到何晏都不叫名字，而是直呼“假子”。
何晏狂妄自大，拿不住自己，还很是好色。220年，曹丕即位后，对何晏置之不理，更不给他一官半职。226年，曹丕病逝后，曹叡继位，史称魏明帝。这时候，认为自己的机会到了，他趋时附势，巴结曹叡，以求显达富贵。没想到曹叡碍于面子，给他弄了个闲差事。这让何晏更是闷闷不乐。曹叡驾崩去世后，曹芳继位。而曹芳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朝政由曹爽把持，而曹爽和何晏私交很深。这时候，何晏终于成为散骑侍郎、吏部尚书等高官。
人品不行，命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249年，“高平陵事变”爆发，司马懿夺取了曹魏大权，处死了曹爽。作为曹爽的心腹，何晏自然也被诛灭三族。
看何晏的经历，似乎他的品行能力都不咋样。但是，东晋史学家袁宏却把他列在《名士传》中。
原因很简单，善于溜须拍马、大搞人身依附的何晏精通玄学，是魏晋玄学（探索物质根源）的开创者之一。对儒、道经典进行注释，撰写了不少论文。他倡导“清谈”，对玄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初步构建了魏晋玄学体系，并成为和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齐名的哲学体系。
我们再来看看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中说：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人常常集合起来，在竹林（今天的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之下纵情喝酒，吟诗作乐，讨论诗歌、玄学，所以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
时间走着，竹林七贤的人生也慢慢有了大不同。他们有的变得追逐名利，最后身居高位；有的被迫出仕，靠装疯卖傻逃避；有的则誓死不屈，被当权者杀害等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常常遇到的大都是不如意，但是他们狂放不羁、肆意酣畅、痛快淋漓、不同流俗的形象一直立在时光深处。
他们崇尚玄学，擅长音律，诗文豪迈，成为魏晋之风的代表人物。
我想，说魏晋之风，陶渊明是不能绕开的。
陶渊明以其名篇《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名句成为了名垂青史的田园诗人，隐士的代表。他不慕名利、热爱自然的个性，正是魏晋时代文人逃避社会现实，追求理想社会的缩影。
在《陶渊明集笺注》中，袁行霈先生评价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
我觉得评价一个人的品行、意志、操守、爱好、毅力，袁行霈先生的话语是沉甸甸的。当然，陶渊明也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陶渊明的祖父曾任太守，按理说家境不会太差，但父亲的早逝，陶家逐渐衰落。“弱年逢家乏”，陶渊明感受到了世风冷暖。
家贫不是罪过，无德才是大错。
陶渊明不为为金钱折腰，在厌倦世俗与官场后，他毅然辞官，回到了家乡，以耕作为乐。远离名利场，弃绝世俗风，陶渊明追求的清净、自然、隐逸等都满含着魏晋之风。
魏晋之风早都被时间刮走了，但是，它留下的那种淋漓尽致却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